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存在着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分歧。精英主义把法治视为少数精英群体的事业，主张由精英来主导和控制法治的发展方向和日常运作，主张法治的功能和价值主要在于维持社会的秩序，法治就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制度规范的过程。从这种视角出发，法治发展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掌握在精英的手中，民众只是法治的客体，是被动地接受精英们的管制，民众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生活往往被忽略。平民主义推崇群众在法治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作用，强调民主，认为广大民众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法治要以人为本，以人民大众为本，走一条自下而上的发展之路。从这种视角出发，广大平民百姓不是一种对象化的隶属物，而是法治的主体，是法治社会建立和发展的目的，而精英的存在则是对社会民主、公平的破坏。对于法治而言，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都有其合理性。法治作为一种综合性社会治理机制，在本质上和整体取向上应当是平民主义的，但是也不能缺少社会精英的参与、引导和推动，将它们片面化和绝对化将给法治带来极大的隐患。 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无论从规范设计与制度构造上，还是从法律的操作实施上，都表现出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在权衡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利弊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法治要走一条大众化的发展进路，实现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的良性互动。法治的大众化进路在充分肯定精英作用的同时，倡导把法治的价值定位与发展路线从精英统治回归到大众生活，立足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走一条群众发展之路。法治的大众化要求精英们体民之情、遂民之愿，用法律的方式为民服务；要求唤醒“沉默的大多数”，使他们相信法律、尊重法律，对法律不是因惧怕而被动服从，而是能主动使用法律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能担当起法治建设重任。为此，必须倡导法治的人文关怀并建立沟通型法治。 如何让群众走近并走进法治呢？普法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启蒙和引导作用。从1986年至今，我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规划，对普法的重视可见一斑。然而，普法收效如何？调查结果显示，普法20年来，民众的守法观念、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以及用法意识都有了相当的提高，可以说我国已初步具备了法治建设的群众基础，这是普法工作的功绩所在。但普法工作仍存在诸多缺陷。普法的内容，多是宣传违法犯罪的不利后果和渲染国家暴力的强制性，刻意强化义务性规范而回避权利观念与规范，以教化与训诫的方式来驯服广大群众。普法的形式，则多为盲目张贴法条，而不在意群众是否需要，是否能理解并接受。因此，以往的普法规训出了一批因害怕而接纳法律，实则仍旧对法律愚昧无知的法盲。他们可能知法，也能守法，但事实上却仍置身于法治之外，以为只要不违法，法律就与己无关。我国的现代法制就是在这种进路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然而这种法制终究称不上法治。 要推进法治的大众化进路，普法的现代转型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法律的传播和推广，普法与大众传播与市场营销这两个学科密切相关，可以借鉴这两个学科的相关知识来建构普法的方法论，以达到普法的最优效果。可以参考传播学中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技巧等因素对传播效果产生的影响；可以借鉴市场营销的理念、服务提供者与顾客的关系、市场以及营销战略，来改进普法工作。普法的出发点，要从“官”转向“民”；普法的目标，要从知法、守法深化为用法、爱法、护法；普法的方法，要从恐吓压迫式转向利益诱导式，从单一转向多样，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互动，从“局外人”普法转向参与型普法；普法的内容，要从义务本位转向权利义务统一，从普及条文转向普及条文与精神并重，从不加区分转向有针对性，从简单法条宣传转向详细讲解。 在法治的大众化进路中，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普法的要旨也不仅仅是让群众不违法不犯罪，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中自下而上形成一种对法律的信仰，重视群众的需求、认真对待他们对法治的困惑，鼓励群众主动参与法治的全过程，鼓励他们通过法律表达，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前，我国的普法教育离“开民智、新民德、申民权”境界还相去甚远。只有用现代法治的话语来解释普法，革旧鼎新，才能真正使普法成为连接群众与法治的桥梁，真正使普法成为法治大众化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