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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不仅影响其个人的健康成长及家庭幸福,也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报道,中小学生的近视、肥胖和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日渐增加,且低龄化倾向明显,肥胖率也持续上升,近1/5的儿童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新一线城市,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有研究表明,2019年武汉市中小学生近视率（57.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3.6%）;2010-2016年间,武汉市中小学生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从9.2%和5.1%上升至17.1%和11.9%;2012年武汉市中小学生女生和男生的抑郁率分别为20.4%和17.4%。但既往研究多关注单一结局,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行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且2020年因受新冠疫情居家隔离政策的影响,武汉市中小学生生活学习规律发生很大改变、体育活动减少、疫情带来的忧惧紧张情绪等均可能对其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多角度、多结局入手,全面探讨武汉市疫情后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实现早期预防,早期干预,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基于此,本研究纳入63159名武汉市中小学生,探讨视力下降、超重肥胖、情绪不良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第一部分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下降现状和影响因素目的:探讨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下降现状和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在2020年9-11月对武汉市4-12年级67517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视力根据与新冠肺炎疫情前相比的变化情况分为视力正常和视力下降。排除变量离群值,包括身高体重（n=975）、运动时间和频率（n=1373）、用眼时间离群值（n=1985）以及睡眠时间缺失值（n=25）,最终共纳入63159名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学校因素等因素与视力下降之间的关联,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和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结果:63159名中小学生平均年龄为12.0±2.2岁,其中男生33726人（53.4%）,女生29433人（46.6%）。视力下降人数为37888人,视力下降检出率为60.0%,女生（63.3%）视力下降率高于男生（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视力下降率分别为57.6%、66.9%、60.6%,初中生视力下降率最高,与小学生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总人群中,女生、父母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观看电子屏幕≥1 h/d、课桌椅高度不合适、健康教育课程改善认知情况差是视力下降的主要危险因素,分层分析显示结果相似。结论: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下降问题突出,性别、父母文化程度、用眼情况、学校课桌椅和健康教育课程是主要影响因素。第二部分武汉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现状和影响因素目的:探讨武汉市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现状和影响因素。方法:本部分纳入63159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同第一部分。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由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计算得到,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标准,以同年龄组、同性别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界值和“肥胖”界值判定超重、肥胖,将研究对象分为体重正常、超重、肥胖三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学特征、饮食生活方式等因素与超重肥胖之间的关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上述因素与BMI之间的关联。结果:中小学生超重人数为10343人,占16.4%,肥胖人数为7328人,占11.6%,与女生相比,男生超重率（21.4%vs.10.5%）和肥胖率（14.7%vs.8.1%）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超重率分别为17.3%、15.4%、12.8%,肥胖率分别为13.6%、8.1%、7.0%,随学段的增加,超重肥胖率均有明显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trend＜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总人群中,父母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高是超重的主要危险因素,饮用含糖饮料≥5次/周是肥胖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武汉市中小学生超重率和肥胖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家庭因素是超重的主要影响因素,饮食习惯是肥胖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部分武汉市中小学生情绪不良现状和影响因素目的:探讨武汉市中小学生情绪不良现状和影响因素。方法:本部分研究对象和方法均同第二部分。情绪问卷基于抑郁（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和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纳入13个条目,对心理状况进行评分,计算总分,参照CES-D量表以总分的80百分位为分界点,将研究对象划分为情绪正常、情绪不良两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学特征、个体因素、生活方式、学校因素等因素与情绪不良之间的关联。结果:中小学生情绪不良人数为14871人,占23.5%,女生情绪不良率（26.0%）高于男生（2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情绪不良率分别为18.7%、31.4%、35.8%,随学段的增加,情绪不良率有明显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trend＜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总人群中,女生、父母离异、疫情后父母关系变差、视力下降、肥胖、受欺凌、体育活动＞2 h/d、睡眠时间＜7 h/d、健康教育课程改善认知情况差、教室、餐厅、厕所、课外空间卫生差是情绪不良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武汉市中小学生情绪不良率处于较高水平,受个体特征、家庭因素、体育活动、睡眠时间、学校环境和健康教育课程的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