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后世儒者对《论语》孜孜爬梳,逐渐形成了不同时期的《论语》学成果。北宋是《论语》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论语》在北宋时期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体现在北宋儒释道会通的趋势、义理之学的兴起、理学的崛起以及“昌文”政策的施行等方面。北宋的《论语》学研究主要以理学家的《论语》研究为核心。北宋初期,作为“汉宋兹其转关”的邢昺《论语注疏》,以接续皇侃《论语义疏》为主,其中透漏出义理之萌芽；胡瑗《论语说》以其“明体达用”的观念,为理学树立了回归儒家之道的体用思路；刘敞的《论语小传》“以经释经、间出己见”的创新精神,将孔学的人生智慧阐发得淋漓尽致,为后世《论语》学树立了注重诠释者主观体验的学术倾向。这反映思想文化的传承是和创造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庆历之后,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为代表的濂学、关学、洛学等相继出现。作为初创阶段的理学家们为解决“延承”与“创新”的关系,一方面吸收《论语》“日用”道德要义构建理学体系,一方面用理学的本体思想为《论语》中的人伦道德思想资源寻找依据,旨在以体用关系廓清《论语》中的内圣之道,真正发掘出具有儒学特色的体用合一之模式,反映出理学视域下的《论语》学色彩。这主要表现为：一、诚、太虚、理等范畴,虽不是源于《论语》,但必须借助《论语》“下学而上达”思想进行理论支撑。二、北宋理学家的思想体系是紧密依托《论语》来建构的,他们通过对《论语》“仁”、“忠恕”、“礼”、“孝”、“性与天道”等概念阐发,提出了与佛老之道截然不同的体用合一观点。三、揭示出“学”、“敬”、“礼”的工夫论。与关学、洛学几乎同时期崛起的新学、蜀学,致力于以义理诠释《论语》。他们在儒、佛、道三家学术“相同为用”理念下,对《论语》的思路及其与现实的联系,做了创造性的发展。理学家以“善”为《论语》学人性内核,体现出从“日用”到“体用”的思辨特点。与此不同,新学、蜀学研治《论语》,或不以善恶言“性相近”,或以常人的角度去言说圣人。洛学、新学、蜀学三家对《论语》的诠释与转化,有着圣人观、本体与人道的联结、“性相近”的释义三方面差异。显见,北宋儒者的《论语》学是以一种“前河以继江河”的“传承”与“创新”之势向前推进。北宋儒者对《论语》的诠释方法上有“以己释经”、“士志于道”等独到之处。将北宋《论语》学作为“时代的思想价值脉动”予以理解,其在士大夫心理、复兴宋代儒学等方面具有新的贡献。北宋儒者依托传统典籍以阐述思想新说,折射出《论语》学在北宋义理浪潮下的创新性发展,并不是照搬原来的某些含义。这说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传承,并非对原本的加以复述,而是结合历史时代的需要,有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今天,研究北宋时期的《论语》学,会使我们对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方面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