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完成,成为中国传统法典发展最高阶段的标志。《大清律例》中的法定刑为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俗称“五刑”。“五刑”的每个刑罚都有其独特的立法含义。笞刑,用于处罚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旨在使犯罪者产生羞耻之心,达到教化的立法意图。杖刑,用于处罚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立法者认为犯罪者羞耻之心已泯,所以出笞入杖,重在警示。徒刑与流刑是徒刑与流刑是中间刑,用于处罚更加严重的犯罪行为。应用这两种刑罚既可以达到惩罚严重犯罪的目的,同时又能保全犯罪人的生命。死刑为极刑,是清律中最严厉的刑罚。在律例全文中“五刑”的应用频率也是不同的。吏律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刑罚是杖刑,第二高的是笞刑,死刑紧追在笞刑的后面。流刑、徒刑的应用频率排在最后。户律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刑罚是杖刑。其次是笞刑。徒刑、流刑、死刑居于后端。礼律中,应用“五刑”的频率最高的刑罚还是杖刑。笞刑的应用数量比杖刑少一半左右。徒刑、流刑、死刑的应用频率几乎相同。这说明礼律中的处罚以警示、教化为主,以惩罚犯罪为辅。兵律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刑罚依旧是杖刑。笞刑、死刑紧随其后。徒刑、流刑的应用频率偏低,且两者相差很小。刑律中,应用频率最高的依旧是杖刑。但是应用频率第二高的不再是笞刑,而是死刑。笞刑的应用频率居于最后。徒刑、流刑居于中间。刑律是唯一一个应用死刑率第二高,应用笞刑率最低的律篇。死刑在刑律中突出的位置表明,《大清律例》依然秉持“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精神。工律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刑罚是笞刑。这与刑律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而且工律中没有应用死刑的律文。杖刑的应用数据紧随笞刑后面。徒刑、流刑的应用数据排在最后,且两者的数量相同。这充分说明工律中处罚的目的是教化、警示犯罪者,保全其的性命。“六律”中除工律外,杖刑的应用频率都是最高的。除刑律外,笞刑的应用频率均是第二。纵观《大清律例》,应用“五刑”最多的是杖刑,其次是笞刑。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大清律例》的处罚以杖、笞为主,重视教化、警示犯罪者。死刑居于中间,说明《大清律例》对侵害君权政体、危害国家安全、灭绝人伦、盗贼等重大恶性犯罪不姑息、零容忍的态度。虽然徒刑、流刑的应用频率居于尾端,但是两者的数据与死刑的相差不大。这能够说明《大清律例》在惩罚犯罪过程中也重视犯罪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