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自1979年1月1日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合作，硕果累累，特别是双边经济贸易发展，在三十年的交往中取得了空前的成果。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统计，中美贸易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取得了迅速发展，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4.5亿上升到2007年的3867亿美元，增长了157.8倍。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于2007年跃居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由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上升为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力日渐加强。中美经贸合作关系在不断加强的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对美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发展普遍产生担心。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加之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上的不同，两国之间贸易摩擦日趋频繁。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已成为当今中美经贸关系的热门话题。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存在使得双方关系处于不稳定和难以长期持续的状态。本文采取统计分析与计量实证分析相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按照以下结构对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基本原因、机制和影响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两国关系保持长久稳定的健康发展。　　 论文第二章中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资料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及双边贸易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对中美经贸发展的现状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随后就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几个主要原因进行了阐述。　　 在第三章中，基于中美两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以经济结构为基础考虑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影响。明确指出，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高，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储蓄不足导致美国经常帐户总体失衡，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出现逆差的概率增高，另一方面，利用Balassa(199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分析，指明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确实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特别是在1995年以来，制造品贸易上具有显示比较优势。为进一步确认中国比较优势的性质，在RCA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两国贸易的互补性指数TCI（Drysdale1967年提出）。数据分析表明，自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美贸易总体上具很强的互补性，这一互补性在制造品上尤其突出，而中美双方在双边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差异则造就了日趋恶化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第四章中主要论述和分析美国在华直接投资(FDI)对中美不平衡的影响。文中首先总结了当今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投资与贸易理论领域现有的主要研究成果、结论及争论，此后利用1993-2006年有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格兰杰(Grander)非因果检验的计量方法分析美国对华FDI、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中国从美国进口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得出结论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之间存在正的密切的相关关系，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美国对华贸易差额，即美国对华投资对美中贸易逆差具有“引致”作用。对中国对美出口对数序列(lnexportus)与美国对华FDI对数序列(lnusfdi)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替代0.98％的美国对华出口，使得中国从美国进口量减少0.98％，与此同时，1％的美国对华投资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互补效应，将使得中国向美国出口增加1.02％，促进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1.02％。综合考虑两种效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长1％，将使得中美贸易差额扩大1.98％。由此说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逐年增加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五章主要通过分析东亚主要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新兴经济体在华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造成的影响，深入分析了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的出口平台型投资及其贸易转型效应，并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采用规范的统计计量指标，对1992-2007年间东亚FDI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基本结论，东亚与美国之间特殊的产业分工模式（即由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进行“出口平台型投资”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而引致的贸易转移效应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这种贸易转移效应大小估算的结果是，东亚国家在华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41％。我们进一步利用1992-2007年的年度数据，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考察了东亚主要经济体对华投资与中美贸易不平衡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东亚主要经济体在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对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具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东亚主要经济体在华投资的增长对美中贸易逆差增长的作用方向与长期考察是一致的，由此验证了前面的分析结果；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东亚主要经济体FDI的增长是中美贸易差额扩大的原因，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贸易转移亦对中美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第六章主要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文中首先对汇率与国际贸易收支关系分析中常见的几种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机制及产生原因进行了介绍。在列举了目前国内外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成果之后，提出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并运用不完全替代两国的模型构建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应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Johnsen-juselius变量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中美贸易与汇率、我国和美国实际收入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结论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顺差有一定影响，但决非决定因素；而国内贸易需求冲击是中美贸易收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美国经济运行的好坏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亦较大。　　 第七章主要是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将四、五、六章中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及贸易转移以及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予以综合考虑并做定量分析。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考察了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几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解释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变量，而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也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此外，随着中美两国GDP的增长，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提高得更快；随着中国GDP增长，与进口需求能力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提高更快。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变化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八章根据以上章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影响因素的讨论，提出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建议。指出中美双方首先应对双方贸易统计不一致问题进行协商解决；继续开放中国对美服务贸易市场并纳入双边贸易统计范围；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中的贸易补贴与贸易倾销问题；有效解决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问题并减少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以及中国政府为应对中美贸易失横衡而应采取的种种政策措施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