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一直是公司金融研究领域比较热门的话题,企业的投资行为与外部政策环境息息相关。现有文献在研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时,往往假设各个地区是相互独立的,即本省企业的投资行为只受本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与其他省份的政策不确定性无关。但事实上,每个省份并非相互独立,各省政府之间存在着政策交流和政策互动,某省的政策不确定性极有可能在各省政府间的政策互动中发生传染,进而对其他省份的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研究政策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政策不确定性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帮助地方政府理清各省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这对政府部门如何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利用Richardson(2006)的投资模型来测算我国3404家A股上市企业2000-2018年的过度投资率,并对各地区、各行业、各年份的企业过度投资情况进行了详细检验。其次,本文利用Fatás et al.(2013)的政策波动率模型来测算我国各省份的政策不确定性情况,进而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最后,本文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A股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过度投资现象,并且各行业的过度投资情况有所不同,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的过度投资情况最为严重,此外,东西部地区的过度投资情况也有所不同,西部地区的过度投资情况比东部地区严重;(2)政策不确定性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3)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行为加剧,是政策不确定性刺激企业过度投资的两个主要原因;(4)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他省份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刺激本省企业过度投资;(5)政策不确定性的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方向性,政策不确定性倾向于从GDP高的省份溢出到GDP低的省份,进而促进位于GDP相对较低的省份的企业发生过度投资;(6)政策不确定性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为:其他省份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本省的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本省企业的过度投资。(7)财政支出高的省份、税收收入低的省份、处于西部地区的省份,更容易受到其他省份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