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成立于1928年、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对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却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