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诱发的金融海啸,引起了对“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黑洞”的讨论,收入分配公平成为21世纪重要的议题。摆在世界经济面前的不再是如何扩大社会产能,而是如何合理地进行财富分配,增加全社会的福祉。我国的基尼系数长期越过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然而天价薪酬事件频发,引发了对高管薪酬的高度关注。在薪酬信息公开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形下,薪酬契约的外部比较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在众多代理行为中,又以高额的在职消费备受关注。过多过滥的在职消费诱发了新的代理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选取2007年到2013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高管薪酬与同年度同产权性质同行业企业高管薪酬平均水平的比值作为薪酬差距,考察了高管薪酬差距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并引入产权性质。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确定研究的视角,并对文中借鉴的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心理契约理论进行阐述。然后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心理契约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理清产权制度、高管薪酬差距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机理。在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委托代理冲突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导致了迥异的经济后果。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于非国有企业,加之其经理人努力程度与企业业绩关系模糊,使得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交易成本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在成本效益原则下,国有企业经理人面临着较为一致的薪酬管理制度,而且国有企业囿于高昂的政治成本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最终导致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与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的显著性差异。在与在职消费有关的委托代理问题上,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而非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往往兼任管理层,兼具控制人身份的管理层更容易凭借其绝对优势的投票权左右在职消费的决策,实现利益侵占。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程度表现的较为严重。基于高管的经济利益偏好和公平偏好,文中通过引入心理契约理论,拓宽了传统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虽然心理契约的内容没有写明,也无法通过第三方强制执行,但它是影响员工对待组织态度以及行为的强有力决定因素。高管的心理契约框定了委托人激励义务。在对薪酬进行社会比较的基础上高管通过感知心理契约的履行与违背调整自己的代理行为。当比较后的薪酬差距呈向下偏离的时候,会导致高管对心理契约违背的消极感知,使其产生被剥削或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感受,刺激其使用在职消费等隐性手段弥补自己效用的动机,从而使在职消费程度增加。而呈向上偏离的时候,会引起高管对心理契约履行的积极感知,表现出一定的愧疚心理,从而刺激其积极的代理行为,降低其使用在职消费提升自我效用的动机。此外,在明确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最后通过研究设计,确定研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以同年度同产权性质同行业高管薪酬平均水平作为参照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与非国企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存在显著差异。在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较非国有企业小。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距较非国有企业大。并且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高管不仅追求绝对薪酬,更在意相对薪酬。基于外部比较的薪酬差距显著影响在职消费程度,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薪酬差距通过影响高管对心理契约履行的感知,改变着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选择。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差距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有企业存在的政治晋升对在职消费形成替代有关。此外,由于国有企业控制层级的差异,地方国企和中央企业的高管薪酬差距与在职消费呈现出不同。虽然在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国企中,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的高管薪酬差距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国企中,地方国企高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水平的比值显著低于中央企业高管的比值,呈现出较小的薪酬差距。地方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显著低于中央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并且地方国企的高管薪酬差距对在职消费程度的影响程度较低。最后结合文中的研究结果,从在职消费信息披露、薪酬制度设计、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