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人为拔高立案条件的状况,“不破不立”成为常态。这是否会违背立法设定立案条件的初衷?会产生哪些危害?其成因何在?应当如何治理?这些问题是需要理论研究密切关注、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首先将对立案条件进行学理解读,剖析其内涵,分析其价值。在此基础上,文章第二部分将对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条件的运用现状进行考察,分析立案条件被拔高的表现及其危害。最后,文章第三部分将剖析人为拔高立案条件、不破不立的成因,并针对成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以规范职务犯罪侦查行为,防止侦查权滥用和侦查不作为,有效打击犯罪,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文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约三万三千字。第一部分从学理上对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条件进行解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刑事立案条件,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五种具体立案标准即数额标准、数量标准、情节标准、后果标准和综合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就职务犯罪案件而言,其立案条件实际是指客观上存在职务犯罪行为,并且检察机关依法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中,前者是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的事实条件,后者是立案的法律条件。立案程序是正式侦查的启动程序。此时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知程度较低。这决定了立案并不需要以确实充分的犯罪事实作为基础,立案条件理应低于破案条件、侦查终结条件、批捕、起诉以及判有罪的条件。司法实践中必须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正确理解和适用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条件,有利于规范侦查行为,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侦查不作为,从而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第二部分对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条件的运行状况进行考察。从实践中的运行状况来看,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条件在实践中存在被人为拔高、不破不立的现象,具体表现为:(1)初查一般采取先收集口供再收集其他证据以印证犯罪的工作模式。司法实践中,口供基本上都是在立案前的初查活动中获取的,没有获取到口供的情况很少。(2)初查中,检察机关主要通过协助调查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双规”措施来获取口供,规避了立法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侵犯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3)初查承担了主要的侦查工作,出现了以初查代替侦查、初查侦化的现象。一些侦查阶段才能采取的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在初查中即被适用。(4)初查结束后,一般至少要有被调查对象的口供,案件主要事实基本查清,检察机关才会立案,否则不予立案。(5)立案以后的侦查活动大多是在从事侦查的扫尾工作即侦查终结工作,部分案件还存在深挖余罪、扩大战果的问题。拔高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条件、不破不立对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产生的危害表现为:一方面,这致使检察机关不能及时对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不能防止侦查不作为,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这实际上架空了立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制,致使侦查权被滥用,严重侵犯了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使立案条件具有的确认职务犯罪嫌疑人身份的功能无法发挥,影响了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行使。第三部分分析拔高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条件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拔高立案条件的对策。实践中人为拔高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条件、不破不立的成因有:一是检察机关执法观念有偏颇,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等错误观念;二是考核指标不合理,存在偏重立案数量考核、严格控制撤案率、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等问题;三是侦查工作机制不完善,存在职务犯罪线索来源不足和检察机关单兵作战、多头反腐问题;四是侦查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存在知识结构单一和整体侦查技能、侦查经验不足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解决,使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条件在实践中得到不折不扣的适用:一是转变执法观念,使检察人员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口供与物证”并重等正确的执法观念;二是改进考核指标,改革偏重于立案数量的考核方式,取消对撤案率、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的严格控制;三是完善工作机制,推进侦查机制一体化建设,拓宽职务犯罪线索来源渠道,将单兵作战改为大兵团作战,发挥整体作战优势;四是改善侦查队伍,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适当引进法律以外其他专业人才,加强侦查技能培训,提高侦查装备的科技含量和侦查人员的政治及职业道德素养,建设一支“打得赢、不变质”的侦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