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选题的缘起。“六书”学在清代达到鼎盛。多数语言学史对这一时期的“六书”学著作都有所论述,但大部分介绍简练,对其缺乏深入实际的探讨与研究,更不能从历时的角度把握清代对宋元明“六书”研究的继承与超越。全面搜集清代“六书”学著述,深入研究清代“六书”学理论,总结其中的理论精华,归纳其中的“六书”条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汉字的结构和性质、分析汉字表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部分,清代“六书”学发展的背景。第一部分总结前代学者的“六书”学研究。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标志着“六书”学的创立。汉魏六朝以来,“六书”学有所发展,尤其是唐人李阳冰和南唐宋初徐铉、徐锴对《说文解字》的整理,为后代“六书”学研究开启了先路。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变革时期,相当多的学者摆脱旧的束缚,抛弃陈见,创立新说。这一时期文字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六书”之学蔚然成风,形成“六书”研究全面中兴的局面。第二部分是清代“六书”学发展的时代背景。清代“六书”学的发展是与当时学术思潮的转变、政策的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强大的研究队伍分不开的。第三部分,清代“六书”学著述综览,整理这一时期的“六书”学著述目录。第四部分,“六书”总论。首先是关于“六书”次第,清代学者一直处于关于“六书”次第的争论当中,大多数学者以为象形指事为汉字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基础上,又有遵班和遵许两大派别。其次是关于“六书”体用,早在明代,赵撝谦就有关于体用的论述,但没有明确提出“体用”的概念,这一观点在清代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清代学者万光泰就明确提出“六书四为体二为用,体不可离乎用,用不可离乎体”,万氏年长于戴震,他提出“四体二用”,应是在戴震之前。万氏提出以后,很多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但也有学者反对“四体二用”说,如许宗彦、魏源、黄以周等,他们认为转注、假借也为造字之法。再次是关于“六书”兼书说,清代学者在宋元明兼书说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发展,但另一方面,清代的兼书说已经走向了极端,引发了后代学者的讨论。最后,关于清代学者对古文字的利用。在“六书”研究中,清代学者注重对古文字的利用,王筠是其代表。第五部分,“六书”分论。这一时期,学者对“六书”都有新的看法,其焦点主要是转注与假借之争。转注说在这一时期有声转说、互训说、部首说、主形说、声义说。假借在这一时期有引申通假说,一字本义之外的意义为假借说、义无所因特借其声之假借说。第六部分,对清代“六书”研究的总体评价。分为四个内容。其一,清代“六书”学的成就。清代的“六书”学在形音义三者互求、体用说、兼书说、“右文说”、假借说、转注说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其二,清代对宋元明“六书”研究的继承。清代学者的“六书”学研究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引用了宋元明三朝学者著述中的观点和材料。其三,清代“六书”学在体用说、突破《说文》小篆、对汉字构形的探讨、推动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四,清代“六书”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严重的复古主义倾向、过分强调考据、不能突破“六书”局限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