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豁免权是来源于英国普通法的一项古老制度,意指在未有明确表示或者必要默示的情况下,国王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并且国王在其国内法院享有免于被诉的特权。“华天龙”案作为香港法院适用官方豁免权的第一案,虽然明确了中国政府及其实体在香港享有官方豁免权,并采用“控制说”标准作为认定涉案主体是否享有官方豁免权的基准,但该案未就“控制说”标准的具体适用方法作详细阐述,且以香港法院认定被告放弃官方豁免权而告终,留下诸多质疑声,导致之后“中煤集团”案发生时有关官方豁免权在香港特区的适用问题再度引发争议。官方豁免权的适用问题关系到中国企事业单位的对外商事交往活动以及中国政府的主权权威。本文在对“华天龙”案和“中煤集团”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普通法中官方豁免权的具体适用方法,首先明确享有官方豁免权的“中国政府”是指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或下设机构,而其他能够享有官方豁免权的非政府实体需在与“中国政府”存在关联之前提下,根据涉案行为受控制程度判断是否能够享有官方豁免权。其次,根据普通法中官方豁免权放弃的“明确表示”、“必要暗示”以及“利益负担”原则,认为目前香港法院直接依据国家豁免权的放弃规则认定放弃官方豁免权存在瑕疵。最后,针对香港法院适用官方豁免权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由中央制定相关全国性法律并推及香港特区适用以对官方豁免权加以限制;第二,引入国务院关联部门或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文书的方式以证明中国政府对涉案主体的控制程度;第三,在立法中明确对官方豁免权的放弃方式作出规定以弥补香港法院在“华天龙”案中法律依据缺失的瑕疵。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官方豁免权的含义、历史沿革作说明,比较官方豁免权与其他豁免权的区别,意图明晰官方豁免权制度的具体含义、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发展趋势。第二部分,聚焦于官方豁免权在香港特区的适用现状,分析中国政府及其实体能够在香港特区适用官方豁免权的法律基础,概述“华天龙”案和“中煤集团”案的判决情况以及香港法院适用官方豁免权的原则。第三部分,对官方豁免权的适用主体进行分析,说明出现“官方”身份认定方法的原因及其具体适用方法,明确中国语境下享有官方豁免权的“中国政府”以及非政府实体依据“控制说”标准享有官方豁免权的要求。第四部分,阐述官方豁免权的放弃问题,分析普通法上官方豁免权放弃的规则,并对“华天龙”案中香港法院直接依据国家豁免权的放弃规则认定官方豁免权放弃的观点作出批判。第五部分,分析中国政府及其实体在香港特区享有官方豁免权的影响,结合相关豁免权的立法现状,建议由中央政府立法对官方豁免权加以限制,完善“控制说”下对控制程度的认定方法,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官方豁免权的放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