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特指行为人触犯法律而犯下的罪行,它是对社会现有规则的挑战,对正常秩序的破坏。其中刑事犯罪作为侵害个体或集体利益的行为方式,相较其他违法活动,性质更为恶劣,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此刑事犯罪问题向来是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从分配问题角度着手,分析分配不公现象与犯罪间的关联性,进而治理或抑制犯罪是现有法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根据国内外已有的文献来看,此类研究大多围绕收入差距与犯罪问题展开,但这些研究在我国的开展忽略了部分不可回避的现实因素,如收入信息可能存在的不可视特性,刑事犯罪发生需要依托的可观察条件等;因此收入差距与犯罪问题二者的研究无论在影响机理还是实证检验均需要进一步的审视。本文的研究参考了刑事犯罪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与消费行为的可视化特征,在研究过程中使用消费指标而非收入指标分析消费差距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影响;基于我国刑事犯罪数量不断增加,消费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背景,使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消费差距与刑事犯罪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通过理论文献与实际研究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分别利用由犯罪心理视角构建的最后通牒博弈模型与从犯罪经济学视角构建的犯罪参与模型,构建了消费差距与刑事犯罪间的理论模型并对二者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解释了使用消费差距分析犯罪行为的思路及原因。在第一个模型中,主要探讨了犯罪、消费差距与收入水平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得出了消费差距影响犯罪,收入水平对犯罪无显著影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假说;在第二个模型中,对消费差距是否影响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样得出了消费差距与刑事犯罪正相关的理论假说。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基于1990年至2017年的国家时间序列数据,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刑事犯罪率、城乡消费差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脉冲响应分析图与方差分解表的结果显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不对刑事犯罪产生显著的影响,消费差距的扩大则会促进刑事犯罪的增加。收入水平与消费差距对不同刑事犯罪类别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一方面消费差距对财产犯罪造成正向影响,而收入水平对财产犯罪的影响作用无效;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会对暴力犯罪产生负向作用,而暴力犯罪受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基于财产类犯罪占总刑事犯罪比重较大的原因,收入水平的提升对我国整体刑事犯罪的抑制能力有限。本文对影响我国刑事犯罪的主要原因进行了针对性分析,对“患寡还是患不均”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解释。二,使用SVAR模型对消费差距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判断后,对消费费差距如何影响刑事犯罪进行了具体分析。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静态回归模型,再次确定了城乡消费差距对刑事犯罪的正向影响事实。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品种类差异对刑事犯罪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消费差距的可视化特征影响刑事犯罪的理论机理。对消费差距指标进行了样本的划分与数据的延伸扩展,分析了贫富阶层消费差距、分时段消费差距,政府居民消费差距与刑事犯罪间的相互关联性。本文揭示了消费差距对刑事犯罪的影响规律及原因,对消费差距如何影响刑事犯罪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三,在研究消费差距如何影响刑事犯罪问题的同时,引入房价这一重要变量,分析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基于房价、消费差距与刑事犯罪三者之间的影响路径,探究消费差距作为中介变量在房价与刑事犯罪之间所产生的中介效应。一是分析房价作为居民生活必需品对犯罪造成的直接影响;二是另分析房价作为消费品与投资品,对消费差距产生的直接影响及对刑事犯罪造成的间接影响。基于我国刑事犯罪与消费差距的空间规律特征,在使用面版数据分析的同时考虑了可能存在的空间特性。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面板模型对三个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验证了消费差距作为房价与刑事犯罪中的中介变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传统研究在分析分配不公与犯罪之间的关联问题时大多使用收入差距这一指标,而本文分析的视角是消费差距对刑事犯罪的影响,这一研究思路追溯了刑事犯罪发生的本质,揭示了二者之间真实的影响机理。同时本文的研究内容也关联了一系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针对一些现有的社会现象和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例如为何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未能有效降低刑事犯罪数量?炫富行为如何诱发刑事犯罪的发生?不断上涨的房价是否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等。本文是从经济学视角观察、分析和研究刑事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