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重大而着迷的课题。本文运用新经济史分析范式,通过对西欧国家历史演进轨迹的考察,提炼出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结构,并利用西欧近代以来的制度变迁史对这一基本结构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欧在近代以来制度方面的基本差异,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基本结构对中国经济解释的适用性,并对中国明代以来的国家兴衰进行了完整的经验性解释,从而找出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并提出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以往的经济学文献仅讨论文化、技术或制度等单一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仁·埃塞姆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2005)与张宇燕和高程(2004)的研究也仅对西欧国家1500-1850年的历史演进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社会结构演进、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设,不仅适用于解释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兴起,而且适用于对中国长期历史演进轨迹与近代以来国家兴衰的解释。比较中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不同发展路径,我们初步发现,影响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在于产权不能独立发展。尽管私有产权与市场交易在中国发育较早,却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控制,产生了中间阶层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断层,影响了中产阶级的发育和现代制度结构在近代的建立。因此社会变革的突破口应着力于从二重结构缝隙中努力培育出中间层,使其具有独立的谈判能力,只有通过与国家的持续博弈与妥协,才能逐步建立起现代制度结构,实现国家现代化。通过对西欧各国兴起经验的考察,我们注意到,社会结构演进对一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英国市民社会和国家双方在相互博弈中都成熟到了有能力达成妥协的程度,导致英国社会结构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发生变革,新兴阶级通过宪政革命改变了国家的掠夺性行为,并对西欧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压力,最终像法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也在持续冲突中建立起现代制度结构,工业革命陆续在西欧各国上演。通过对中国长期历史演进轨迹尤其是近代以来国家兴衰的考察,我们发现,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统治达到顶峰。在专制国家控制产权制度安排的主导下,契约的意愿性降低,契约保护的刚性减弱,导致平民的谈判能力丧失,即使存在平民与官僚之间微弱的产权保护关系,也无法使平民形成稳定的预期和相应的谈判能力。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产权外部保护力量丧失,面对外部侵略无法促进新生力量的成长,国家职能一步步弱化,陷入不可治理的地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由于取消了私有产权和市场交易,导致社会结构僵化,即使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也无法推动民间力量发展壮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调整了国家、市场与产权的关系,国家自上而下启动的经济改革激发了民间的热情,国家与社会长期极不对称的强弱格局逐步打破。然而,仅仅依靠社会流动性增强并不足以支持一国经济发展,只有通过现代制度结构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有效约束国家的权力扩张,将民间的增长潜能通过合理配置转化为经济增长结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实现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在于社会结构转型。只有通过社会结构的变迁从二重结构缝隙中发育出中间阶层,形成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市民社会,才能对国家的权力活动边界进行约束,并在与国家的互动博弈中确立起市场交易制度与相应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法治社会推动国家发挥保护产权和促进市场交易的功能,充分激励与有效配置分散于社会下层的各种资源,国家才能长期繁荣与稳定。要想走出二重社会结构的困境,需要通过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权利转移实现市民社会多元权利结构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因此,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国家的外部推进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内生演进逐步完成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进而通过市民社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有限干预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通过博弈与妥协达成力量均衡与相互制约,最终建立现代制度结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