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涵(1885年—1968年)出生、成长于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摩擦、碰撞的氛围中,他既在早年接受了传统的中式教育,也曾经自费留学日本接受过西式教育,使其成长为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思想大家、学术名流。他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高一涵作为一名政论家,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月刊》上,其后担纲《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他是《新青年》成立初期的诸位编辑中,除陈独秀以外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一位。由于《新青年》成立时已经规定不能谈论政治,所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多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想。后来高一涵转战于《每周评论》,逐渐成为《每周评论》的重要撰稿人,他在《每周评论》上除了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外,还多次表达过他的政治思想,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高一涵曾经担任过《努力周刊》的主编,他在该刊物上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政治主张,对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高一涵有《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欧洲政治思想史》等论著出版、发表。他在《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两书及有关文章中对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内阁制度以及封建专制进行了考察。在《欧洲政治思想史》和《欧洲政治思想小史》两书中对欧洲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以及欧洲近代各流派的政治思想和欧洲近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梳理,对研究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生态、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高一涵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他同李大钊、陈独秀一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同时期苏俄的政治制度有所肯定。高一涵在考察、比较中西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从各个层面论证了今后在中国可行的政治制度,这是他作为近代知识分子渴望救亡图存的积极表现。如他希望实行精英政治,建议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出面组织“好人政府”,改变政治腐败的现状;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以此来拯救处在军阀割据、处在分裂危机之中的国家;他对苏维埃国家制度、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有所认可,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他脱离群众谈变革的主张,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潮流中。从1931年开始,高一涵历任南京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两湖监察史、甘宁青监察史等职,至此,逐渐淡出学界、报界。近年来,高一涵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者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考察其中西政治制度观及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思考,对探索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