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汉承秦制”，汉初法律制度全面继承了秦律。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是吕太后二年汉王朝所颁行的法令，是汉律的主体部分。它是在萧何所制定的《九章律》的基础上补充、发展而来的。通过将《二年律令》与云梦秦律比较，我们发现，《二年律令》确实全面继承了秦律，“汉承秦制”之说无可置疑。但从“汉承秦制”出发，简单地得出汉代法典中全无儒家思想成分的结论就过于草率了。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在法史界占统治地位。本文仔细研究《二年律令》后得出结论：《二年律令》的立法思想在四个方面完全符合先秦儒家精神而与先秦法家主流思想相悖。一、《二年律令》以“亲亲、贵贵”为量刑原则。二、大力维护孝道，严惩不孝，鼓励父子同居，要求子为父隐，实施国家养老制度。三、贯彻儒家宽刑主义原则，实行老幼减刑。四、实施社会福利制度以实现仁政。从以上四个方面本文得出结论：《二年律令》显现出儒、法融合的特色，汉初法律制度已渗入儒家思想。这表明从汉高祖到吕后时期的官方立法指导思想兼有儒、法。这种立法指导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虽然史称汉初实施“黄老无为”政治，但这种政治并非如时下流行看法所说的那样消极，法家依法治国理论与儒家爱民、德化理论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汉初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儒、法并用。二、从战国到秦汉之际，各种学术思潮由争鸣对立逐渐走向融合、统一。在这种历史大潮中，儒、法两家思想电出现了融合趋势。荀子、《管子》学派分别是战国中后期儒、法合流的典型代表。战国中后期儒、法思想的融合为汉初立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三、秦代虽然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论，但儒家的影响依然存在。秦律就已经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与秦律相比，《二年律令》的儒家化程度大大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