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英国试图通过《英波协定》将伊朗变为英国的“保护国”,但未获成功。英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而大幅调整政策,与礼萨·汗民族主义力量实现和解,将伊朗变为针对苏俄的“缓中国”。这一“缓中国”政策是此后数十年间英国对伊朗的基本方略,也是英国在伊朗优势地位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论述这一转变的背景、过程及原因。　　 第一章简要分析“波斯问题”的起源。英国从未将伊朗视为值得殖民的地方,英国只是为保护印度而防止它落入俄国人手中。在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之间的“大竞争”中,伊朗处于角逐场的中央。整个19世纪的英国对伊朗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印度免受法、俄等欧洲国家的威胁,这构成了英俄“大竞争”的重要部分。英国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英伊同盟；仇视伊朗;加强伊朗；同俄国妥协。总体而言,英国在同俄国在争夺伊朗过程中越来越处于劣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从而形成了长期困扰英帝国安全的“波斯问题”。　　 在“大角逐”中,英国之所以日益处于劣势,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部门间的分歧使得有效合作难以实现,这体现在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的复杂性上,同时也体现在外交部、作战部、印度事务部、财政部以及海军部之间的繁琐分工上,这导致政策制定过程缓慢冗长；第二,英国战略意图模糊,英国内部长期存在着“前进政策”与“精明无为政策”的争论。相比之下,俄国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获取波斯湾入海口,俄国在近东和中亚地区的扩张是稳步推进的,日益逼近印度边境；第三,海权面对陆权的无奈与窘迫,是英国的伊朗政策遭遇挫折的战略根源。　　 第二章“保护国政策的形成——《英波协定》的产生”,主要包括签订背景、寇松的构想,签订经过及主要内容。“一战”后,随着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面临着控制中东地区的大好时机。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梦想创建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帕米尔高原的附属国,从而构筑印度边境安全的屏障,阻止共产主义向欧洲渗透,然而,这一防线在伊朗却是一个巨大的缺口。因此,寇松认为,在这一系列的附庸国中,伊朗是最为软弱也最为重要的。英国对伊政策也同英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扩张有密切关系,英国决策者希望伊朗成为中东委任统治国的延伸,这样英国的东方帝国就能从缅甸一直扩展到巴勒斯坦。而且,石油资源的发现更增强了伊朗对英帝国的重要性。寇松希望通过《英波协定》将伊朗置于英国控制之下,通过伊朗的繁荣复兴而使它成为防止俄国入侵印度的壁垒,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自19世纪以来长期困扰英印帝国安全的“波斯问题”。　　 第三章“《英波协定》的执行”。1919年《英波协定》的签订更多体现的是寇松对波斯的关注,“一战”后的英国内外形势决定了这一协定的失败。战后英国实力的削弱使它不可能在波斯投入过多的精力,英国逐渐失去了对波斯的财政和军事控制。　　 第四章“英国政策的混乱时期——从1921年政变到礼萨·汗崛起”,主要包括政变背景、经过、英国在政变中的作用。协定破产后,英国在伊朗的势力降到了最低点,伊朗自“立宪革命”以来的混乱局面日益加剧,为避免伊朗在英国撤军后陷入混乱状态,英国驻波斯军官暗中帮助泽亚丁发动政变,建立起泽亚丁的文官独裁政权。然而泽亚丁未能站稳脚跟,最终为礼萨·汗所取代。　　 第五章“缓中国政策的形成——英国与巴列维王朝的建立”,主要包括英国对伊政策的调整,英国在巴列维王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英国对伊朗政策逐渐发生转变,英国不再直接介入伊朗的内部事务。新任英国驻波斯公使珀西·洛兰认为维护英国威望和影响的最佳办法是尽量避免干预伊朗事务。面对苏俄力量的恢复以及对于伊朗重新表现出兴趣,平定了波斯北部叛乱、权力日益巩固的礼萨·汗被英国视为维护自身利益、抵制苏俄扩张的坚定支柱。面对礼萨·汗中央集权政策,英国放弃了一贯坚持的将波斯南部视为特殊利益范围的政策,放弃了对于阿拉伯人的承诺,站到了中央政府一边,这一举措使得英国避免与伊朗民族主义力量的对抗,同时也保住了英国在伊朗南部的商业、战略利益。此后,在英国支持下,礼萨·汗登上了孔雀宝座。　　 但是,民族主义力量是一把“双刃剑”,英国借此确保了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并为自身在伊朗利益的衰亡埋下了“祸根”。日渐壮大的民族主义逐渐将英国在伊朗广泛存在的特殊利益视为民族独立的障碍,其发展的最高潮是1953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此后英国逐渐退出伊朗,这也预示着英国大规模退出中东地区的开始。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英国“一战”后的对伊朗政策经历了从“保护国”到“缓中国”的转变,这一转变是英国决策者在面临伊朗民族主义反抗,苏俄、美、法等国反对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缓中国”政策尽管不如寇松所设想的是“保护国”政策那样,使得伊朗在英国领导下实现复兴,却使它在民族主义者领导下逐渐走上了中央集权、现代化的道路,使得伊朗成为了一个能够对抗苏俄的“缓冲国”,构筑起了维护英帝国利益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