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系统地向国人译介西方学说的启蒙思想家，他所译介的八部主要西学著作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首次译介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他的译本《群己权界论》对于此后的译本具有发生学意义，同时也是研究汉语语境下的密尔自由思想时一个不可回避的个案。本文拟回归密尔原作《论自由》及其在中国被接受、被研究的起点《群己权界论》，来对密尔自由思想与中国接触的最初时刻做一番细致的研究。论文拟将该译本置于译者严复当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通过对译本《群己权界论》和原作进行对照比较，尝试探索严复对《论自由》中密尔自由思想的阐释，重新审视和解读严复对密尔该作品的译介，讨论密尔的自由思想在进入中国语境后，严复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对其做了怎样的阐释，在这些阐释背后隐藏着译者怎样的翻译意图和文化心态。　　论文导言部分将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入手引出严复，在文献综述国内外对严复《群己权界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路径。第一章通过介绍严复一生的三个重要分期展开对他自由思想脉络的阐述;通过探讨译本《群己权界论》的翻译及出版时间和书名的变化，来讨论严复为何当时选择译介密尔的《论自由》。第二章从对密尔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人来介绍他的生平及他们对创作《论自由》所产生的影响;在《论自由》所处的时代背景基础上介绍密尔在该作品中提出的自由思想，以呼应严复对其翻译对象的选择。第三章为本文论述的重点。通过进行文本细读及例句分析，论文将从三方面来探讨严复对密尔《论自由》的阐释并试探讨背后的原因所在，即严复对中国传统名教的批判—针对思想言论自由;严复的教育主张—针对个性乃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通过对“社会”和“国家”两词的翻译来看严复的“群己观”—针对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及限度。基于上述，全文最后一部分给出结论:在社会剧变的清末民初，严复受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双重影响，总体上把握住了密尔《论自由》的要义，但对其在中国语境下进行了再创造，从中反射出他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关怀。在国家岌岌可危，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他在译介的过程中更加强调了实现自由所需的条件，这与他一生戮力以求的教育理想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