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翻译观是以德里达、本雅明和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者从哲学、语言及文化等方面对翻译所进行的论述,其主要内容为:1、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不在于语言符号本身,而在于该语言符号与其他者的差异关系之中。由于构成该语言符号的他者是无限多样的,因而该语言符号的意义也就是无限多样、无法确立的,而且这种差异关系不是静止、封闭的,而是运动、开放的,处于无限撒播和延衍状态,因而语言符号的意义也总是流变不居、难以把握的。以此看待以转换原文意义为根本目的翻译活动,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的意义已不在原文本身,而在与其他者所构成的差异关系中,所以,转换原文意义的说法便不成立,传统观念中的翻译便成为一种不可能;既然翻译原文意义都已成为不可能之事,那么,再谈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忠实于原文也就显得毫无意义,传统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忠实观”也就难以成立;2、世界是一个被语言符号化了的文本的世界,如德里达所说“一切皆文本”、“文本之外无物”,故原文作者进行的创作实际上也就是对一个个现存的有形或无形文本的翻拍或改写,原初意义上的所谓原创性创作是不存在的,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改写。以此看待翻译中原文与译文、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既然原初性创作根本就不存在,一切皆改写,那么,译者所做就同原作者所做一样,都是对现有文本的改写,二者的地位自然就当一视同仁,译文也就而不应再被视作是原文的附属品,更有甚者,原文要想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它的“来世”生命,得到继续传播,还必须借助译文,从这个意义上讲,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不是前者决定后者,而应是相反,译文和译者的地位甚至应高过原文和原作者;3、既然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不在于语言符号本身,而在于与其他者所构成的差异关系中,那么,翻译研究的重点就不应在语言符号本身,而应在与其构成差异关系的他者上,所以,解构主义翻译观不再关心文本本身,而更多地留意与文本构成差异关系的他者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规范、政治权力等,这样一来,翻译研究的视阈无疑被扩展了许多,而且还会无限地扩展下去;4、对原文意义的转换既然已被证明为是一种不可能,那么,翻译中转换的又是什么呢?除了语言自身,别无其他。各种“语言自身”在本雅明那里是“纯语言”的碎片,在德里达那里是能指链的碎片,翻译的过程也成了碎片的拼贴过程,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将这种思想引入翻译研究的文化层面,解构主义翻译观就提倡一种“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且认为这种策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是抵抗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本文中,笔者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要是源于先秦儒家和道家的基本观点),结合翻译本身的三种基本属性:实践性、综合性和相对性,对解构主义翻译观进行了较为全面透彻的研究。笔者发现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观的颠覆和冲击无疑是彻底而有力的,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是:1、解构主义学者对传统观念的大胆质疑和彻底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从事翻译理论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在治学研究的道路上打破束缚我们思想的条条框框,大胆反思和质疑前人可能不正确的观点,使我们自己的学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2、解构主义学者研究问题的全新思维方式。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翻译研究的全新视野,使我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新的领域对翻译展开多纬度的研究,有利于丰富我们的译学研究内容,提高我们的译学研究水平;3、解构主义学者剖析传统观念的解构策略。这种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偷梁换柱”为特征的解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剖析传统观念或权威理论的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对提高我们的审察和辨析能力极有好处,对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无疑提供了一件利器。追踪溯源,解构主义翻译观是西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与东方犹太民族文化特性相结合的产物。它对翻译问题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者看问题脱离现实的片面性特征和犹太民族看问题好走极端的斗争性目光。其本身存在着不少致命的缺陷,具体表现为:1、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由于德里达、本雅明等人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就使得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始终是一维的、片面的,只以人的意识、语言和文化为出发点,而没有把人与客观现实结合起来。他们对翻译的认识与翻译事实和实践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形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严重局面。例如,德里达认为语言意义是流变不居、不把握的,因而翻译是不可能的,可现实中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却在通过翻译实现着彼此间的交流与沟通。对此,解构主义翻译观难以自圆其说。2、看问题走极端,以偏概全。除了是奠定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之外,解构主义翻译观还融合了德里达带来的具有东方犹太民族文化特质的元素,即以一种极端运动、差异、斗争的视角观察事物的方法。例如,在事物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问题上,只讲斗争性,不提同一性,只强调事物差异性的一面,不提事物同一性的一面。把翻译过程只看作是存异的过程,只字不提它还是一个求同的过程,形成一种走极端和绝对化的翻译观,让人难以认同。事实上,翻译作为源自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交流活动,其本身便是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实践性始终是它的一种根本属性。这就要求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必须观照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的建立也必须以翻译实践为基础,然而,解构主义翻译观却只是一种理念或者概念上的翻译观,它所提到的翻译只是一种理念中的翻译,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现实生活中的翻译不是一回事,甚至毫不相干,根本不可能用之于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对繁荣我们的现实翻译事业、提高翻译质量更是一无用处。反观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它却始终是观照现实,观照实践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强调实践为显著特征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才得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站稳脚根,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所以,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翻译理论研究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方向,这样的翻译理论研究是指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源于翻译实践并能用之于指导翻译实践、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的理论研究。同时,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本身便是一种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文化的综合性活动,综合性是其明显的本质属性之一,所以,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就不能采取单一、片面的视角,而应当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和研究它,对此,我们中国人的整体思维观和以综合性看问题为特点的文化传统恰好是一种与翻译综合性特性相吻合的文化思维,因此,采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来研究翻译理论才是真正建立适于外译中和中译外实情的正确途径。对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我们固然是要学习其中的优点、长处,但绝不能不加分析、批判地就予以全盘接受或盲目跟从,我们始终要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翻译既是一种发生在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人类实践活动,那么,由于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它就不可能是一种呈绝对完美状况的实践活动,相对性才是它的本质属性之一。解构主义学者对翻译问题的研究是把翻译置于一种绝对化的状况,然后才对其进行理论阐述,这本身便是一种与翻译事实不符合的做法,倒是我们中国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庸哲学思想更符合翻译相对性的实情,更有利于指导我们形成符合翻译实情的翻译理论。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奠定在“天人相分”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思维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则是奠定在“天人合一”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思维模式,二者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迥然不同,所以,可能在西方人看来很自然的事,我们中国人却会感到难以接受。比如,在以“天人相分”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方人看来,理论和实践是可以不相干的,可以脱节,可在以“天人合一”世界观为基础的中国人看来却难以接受。我国的儒家哲学尽管也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可它却始终是一种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文化,故而常被称之为是一种“入世”哲学。对于脱离现实和实践的理论思想,我们往往将其视为一种空洞的“玄学”或者与“玄学”类似的学问,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此,我们对解构主义翻译观以及以此为基点发展起来的其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都不能全盘接受,盲目崇信,而应是在学习、借鉴其长处、优点的基础上批判它,反驳它,同时,始终坚持以外译中和中译外翻译实践为基础,站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立场上,去研究翻译,从而形成符合我国翻译实际,有利于发展我国翻译事业、提高翻译质量的理论体系,这才是一种客观、科学和正确的译学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