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的信访问题是当前社会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晴雨表,信访工作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将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一直是我国信访工作开展的一个大方向和整个信访工作的着眼点。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的改革,一方面信访考核制度变得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另一方面信访问责制度变得更加系统化和法治化。这些改革措施不断推动了信访工作有效的落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问题的发生;同时也推动了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当代中国基层政府为研究对象,以湖南省长沙市Y区X街道为例,重点考察了基层政府信访工作中绩效问责制度的组织结构和运行状况,进而运用定性研究方法,揭示了在基层政府信访工作中绩效问责制度存在的困境及其所产生的原因。与大多数现有的“政府—社会”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将从“府际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通过信访绩效问责制度的改革对基层政府信访工作产生了哪些重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基层政府信访考核制度的内容是以结果考核和越级上访考核为主,信访问责制度则表现为同体问责和领导问责。该制度的特点导致了基层政府信访压力不断增大,治理行为发生异化,信访责任认定困难等问题的产生。而特殊的治理体制和不合理的信访绩效问责制度是影响我国基层政府信访绩效问责工作顺利展开的关键因素。因此,针对以上发展困境,一方面可以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重视全过程考核模式、逐步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信访问责配套制度的建设,推行绩效责任标准化制度,实现多元化的问责主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