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为大陆高校文科设置,始于1949年后。该学科史迄今六十余年,大体可以“1980”为界。“80前”奠基作是王瑶1953年付梓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简称《史稿》)两卷,权威性统编教材则是1979—1980年问世的、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简称《文学史》)三册。与“80前”相比,“80后”的幡然迥异不仅表现在文学观念、思维方式之更新,更体现为学科研究格局的国际化。亦即,“80后”学科不仅是国内诸子竞相鸣放的园地,更是海外汉学家’(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等)接踵登陆、参与共建的平台。若确认该学科晚近三十年来其变可观,那么,评估汉学家在其间所衍生的参照效应,也就成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李欧梵,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应该说,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奉献了一个相对“完整”、能够自圆其说的鲁迅；打捞了一批曾不慎被文学史教材所湮埋的作家；以及描述了一个学界更愿采信的、踏实的历史创作背景。与大多数李欧梵研究聚焦“现代性”不同,笔者认为李欧梵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真正意义只有在整个学科史中才能凸显,故本论文拟从学术史角度重点解析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三书,共分五章,将李欧梵的作家论与“80前”学科的作家论进行比较,亦即尝试如何将李欧梵视为一面镜子,照出“80前”学科的缺陷与不足,以期为未来的学科建设提供经得起证伪的、殷实的思想与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