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情境下,IMF分别向韩国和阿根廷提供贷款,但IMF对韩国设置的劳动市场贷款条件侵入性程度较低,而其对阿根廷设置的劳动市场贷款条件侵入性程度却较高。为解释上述差异,本研究从借款国国内劳工运动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劳工相对于政府的议价权力大小。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借款国国内劳工所处的谈判环境、劳工的组织力量和结构力量,共同决定了劳工相对政府的议价权力大小。其中,劳工所处的谈判环境由民主化程度来衡量;劳工的组织力量由国内工会力量的大小来衡量;而,劳工的结构力量则由国内的产业结构特点来衡量,相较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的劳工而言,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的劳工享有更大的结构力量。经比较研究发现,虽然在经济危机时期,韩国和阿根廷均因陷入经济困境而不得不向IMF求援,但韩国因为民主化程度较高,工会权力较大,劳工结构力量较强,所以韩国政府最终在修正后的IMF劳动市场贷款条件下进行借款;而阿根廷因为民主化程度低,工会权力有限,劳工结构力量较弱,所以阿根廷只能在激进的IMF劳动市场贷款条件下进行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