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浙江省N县为田野研究单位,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个案研究法,历时性地考察当地村干部腐败治理实践,并以基层政府的权力实践为切入点,对转型期村干部腐败治理进行机制分析。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效率目标,赋予了县级政府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并将GDP指标几乎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唯一标准。县级政府开启了GDP竞赛模式,通过经营企业、土地和城市等方式不断发展经济,进而给乡镇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治理任务。由于乡镇政府制度性治理资源的不足,乡镇政府就与村干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且为了创造一切条件发展经济,县级政府也默许了乡村利益共同体。在乡村利益共同体的作用下,县乡政府塑造了庇护型权力结构,主动规避了农村治腐制度,弱化了基层监督部门的作用,造成了村干部腐败治理的制度失灵。随着中央政府全面加强了稳定目标建设,条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县级政府的考核方式从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而且上级职能部门还会开展大量的督查工作,促使县级政府越来越注重行政过程的规范化、制度化,腐败治理也逐渐成为县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村干部腐败占据了县域腐败的主体部分,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严重威胁了县级政府的稳定目标建设。为此,县级政府主动打破了乡村利益共同体,进而在乡村社会塑造制衡型权力结构。县级政府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塑造了制衡型权力结构。在纵向上,县级政府通过推动监督下乡,在乡镇形成了权威型监督体制,在农村形成了低成本举报模式,最终塑造了制衡型乡村权力结构,促使乡镇政府与村民联合制衡村干部;在横向上,县级政府通过输入复杂制度,推动了村级组织主体复杂化和村级治理规则复杂化,最终塑造了制衡型村级权力结构,促使村级组织内部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在制衡型权力结构的作用下,村干部权力受到了多重力量的制约,村干部腐败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然而,随着稳定目标和规范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村干部腐败治理过程中出现了“顶格管理”倾向。这种“顶格管理”超出了村级权力制衡的限度,在农村基层实践中容易遭遇不适应,结果是村干部失去了主体性和积极性,日益影响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缓解治腐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县级政府在保证村干部权力行使规范的基础上,也根据农村实际适当调整了权力制衡模式。不过,县级政府自主调整的空间还是有限的,当前还需要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否则将会不断滋生形式主义行为。基于以上的认识与分析,文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制度主义视角难以呈现制度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将基层政府行为纳入解释框架,才能更好地分析村干部腐败治理实践。第二,中央政府通过调整条块关系建立了不同的政策目标,条块关系调整给基层政府带来了不同的组织制度环境,促使基层政府形塑出了不同的权力结构,最终给村干部腐败治理造成了不同的后果。第三,村干部腐败治理需要合理界定村级权力运行的制度空间:一方面要对村级权力进行规范管理,防止村干部的权力寻租;另一方面也要赋予村级权力一定的自主性,避免消解村干部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