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写作出现了两次高潮。从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第一次以群体规模出现，到90年代“女性写作”命名的出现，昭示了女性作家性别意识由弱到强的自觉过程。80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催生了本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理论来源于西方，而在女性写作实践和批评领域的接受中，存在着“误读”和“误解”的现象。西方女性主义生发于妇女解放运动。在初期，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力，两方女性主义强调女权以对抗男权。随着女性主义对于社会文化的渗透，人们开始认识到，无论是男权还是女权，都是性别本质主义。性别本质主义必然导致性别对立、性别价值上的不平等。女性主义逐渐放弃了以男性为敌的偏颇，从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上，批判了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在西方，从18世纪开始的妇女运动算起，经过激烈的性别对立(以女权对抗男权)时期，到现阶段男女性别有差异性的平等，女性主义已经深入到社会一般意识的基底中。女性主义思潮大量进入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而，原产生于西方的女性主义在我国的引进和发展，不是循序渐进的，“历时性”的观念序列被“共时性”地接受了，混乱因此产生。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无论是作者、隐含作者还是叙事者的性别意识比较复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也比较驳杂，存在着食洋不化的现象。 本论文试图在比较开阔的视野下，总结中国的女性写作理论，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主要方法、同时援引新历史主义、原型批评、叙事学等20世纪以来广泛流播的文学理论研究20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写作。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贴近文本，避免成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机械阐释。“从本质到关系”是论文的中心观点，它同时也是评价女性写作时的一个参照点。“‘双性同体’与超越女性主义的写作”是论文的结论性观点，它同时也是论文为女性写作实践和研究提出的未来目标。无论是对女性写作“躯体叙事”、“‘私人化’叙事”理论的总结，还是对“女同性爱”、“生育”这两个女性写作“母题”的研究，本论文都力求将静态分析和动态研究结合，既考察女性写作实践和理论在当下语境中的价值和意义，又探寻女性写作融入人类总体远景的路径和方法。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中、在各种“关系”中而非仅从自然性别的“本质”上研究女性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