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稳定作为国家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代表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传统货币理论假定银行在金融风险传染链中为风险中性,但08年金融危机中一系列银行倒闭和被接管事件的爆发,使得“大而不倒”背后的野心昭然若揭。Borio等（2008）从风险承担角度出发,开拓性地提出“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这一概念。完整的“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包括两阶段,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一阶段,而忽略风险承担意愿对信贷投放影响的二阶段,因此开展综合性研究对我国实现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且随着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搭建逐步完善,预期管理有望成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突破口,在央行沟通信号释放加强的现实场景下,“央行沟通效应”会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很值得研究的话题。本文以2010年-2020年间34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广义矩估计法进行主体实证和稳健性检验。全面研究“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和非对称性,并构建央行沟通指数兼论“央行沟通效应”对这一渠道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主要有:第一,宽松型货币政策促进银行风险承担偏好,紧缩型货币政策抑制银行风险承担偏好,货币政策立场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第二,银行风险承担偏好对其信贷投放产生显著正向作用。作为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完整两阶段检验,以上两点证实我国的“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显著存在。第三,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存在非对称性,宽松型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意愿的促进效果大于紧缩型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意愿的抑制效果。第四,“央行沟通效应”存在,央行沟通强度对此渠道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央行沟通频率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此调节效应才会发挥效力,沟通频率越高,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意愿的正向作用越大。第五,央行沟通对系统性重要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影响更大,在宽松型货币政策下,风险承担意愿提升相对更高。因此,央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金融管理体制下,重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防范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