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内部检举制度根源于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检举权,是公民检举权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具体化实施。基于实施主体的特殊内部性、公民检举权内容的确定性,行政内部检举特指“行政机关内部人员对所在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检举的行为”。行政内部检举具有“告密”的外观而常为公众“不齿”,传统观念也偏颇地认为其与包括行政忠诚在内的组织伦理不相兼容。这些“偏见”掩盖了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的研究和实践价值。事实上,行政内部检举制度具有加强宪法实施、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等众多优势和价值。当前我国有待进一步挖掘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的优势和价值,并完成系统化的制度构建。文章将分为五个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引言部分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以及进行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次综述当前域内外关于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的研究情况;最后说明文章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部分讨论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的理论基础。行政内部检举是公民检举权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具体化实施,其将延续宪法上公民检举权具有的公权力监督属性和宪法民主价值。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的适用主体具有的特殊内部性,使其同时具有行政自制的属性。检举权的宪法基本权利理论和行政自制理论是行政内部检举制度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讨论行政内部检举行为的构成要件。行政内部检举行为的主体要件为相对于被检举行政主体具有内部性特征的人员;对象要件“二分”为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客体要件为公共利益,该要件兼具识别和限制作用。第三和第四部分共同讨论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的三大核心机制。激励机制方面,结合激励因素,我国行政内部检举的激励机制应采取道德和法律并行方式,具体包括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培训,确认行政机关公务员法定的检举权利和义务等。保护机制方面,行政内部检举的程序设置和具体方式都应体现对行政内部检举人的身份信息保护。在被检举主体报复行政内部检举人的情况下,应积极为检举人提供报复救济措施。衔接机制方面,结合当前“二元并立”的行政权力法律监督局面,行政内部检举可以外部衔接国家监察制度和行政检察制度。具体外部衔接的流畅性也取决于衔接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应保留设置内部衔接机制和完善衔接的配套信息机制。第五部分讨论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的法治化。在法治化路径的选择上,我国选择专门立法模式和“内外合一”二元体例更为合适。引入“立法要素”概念并对各版本的“立法要素”进行总结后作为分析和讨论的工具,可以进一步从总则、检举途径、检举程序和内部检举人保护等方面确定我国行政内部检举制度立法的基础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