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是一门主要研究人类语言艺术及运用的学科,其中就包括推理说服这一领域的分析。受众是修辞推理的核心。亚里士多德认为,推理说服应首先诉诸于“逻各斯”,即逻辑理性,以确保说理过程合乎受众的理性思维。但由于受众的思维方式同时具有非理性的特点,要求修辞推理在具备逻辑合理性的同时需要关注由非理性引发的可能性问题,因而决定了其过程和形式与纯逻辑推理应有所区别,无论从正式性或完整性,论证的严谨度或精准性均没有严格的限制。修辞式推理并不作用于必然性论题,而是作用于存在争议的命题或个人观点的论述以及对受众推理填补性说服过程当中。本文所述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名家学说”的辩题属于此类的修辞式辩题,具有修辞推理的相关性质。“名家学说”产生于古代中国,当时的科技知识的发展水平,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虽有所进步,但依旧处于朴素的探索之中。这使得他们对事物的论述有其合理之处,也有片面甚至谬误之处。“名家”的辩题便是其中的典型,并因其独特的视角和推论手法,常被误解为“诡辩”在中国历史上备受非议,而在近代的介绍性文献中,西方的学者多从远东哲学、论辩学及悖论等方面理解“名家学说”。随着近年来对“名家学说”的复兴研究,学者们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哲学、逻辑学、符号学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了重新的阐述。但在修辞理论框架下对“名家”的研究在国内外尚不多见,且鲜有利用修辞推理理论分析“名家”辩题。本文拟利用修辞的视角,首先论述修辞式推理的相关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在阐明“名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论辩活动的出发点后,以修辞的视角解读“名家”的修辞本质,随后通过列举邓析、惠施、公孙龙三人的辩题,分别分析他们在受众、可能性论证及修辞三段论的应用这三个方面的修辞应用。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名家”辩题并非诡辩,而是一种将修辞、逻辑和论辩有机结合的推理论证方式,既具有东方特色又具备普世意义,这与西方修辞推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对中国古代认知发展的独特贡献。同时通过对比研究,本文旨在达到丰富中西方关于修辞推理理论以及阐明先秦学说说服技巧与实践意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