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包括中枢体制在内的各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肃代二朝因种种原因没有对中枢体制进行调整。至德宗才开始着手对中枢体制进行调整,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翰林学士、宦官和宰相。德宗朝,以泾原兵乱为契机,翰林学士取得了极大发展。兵乱之后,这种发展成果沉淀下来,并为翰林学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顺宗时政局动荡,翰林学士王叔文抓住机会掌握朝政,充分显示出翰林学士身处内廷的位置优势。宪宗嗣立,翰林学士起了很大作用。宪宗即位伊始便以翰林学士郑絪为承旨学士,不久又任其为相。元和初,翰林学士院设立书诏印,正式确立了学士院的草诏权。宪宗朝,承旨学士在内廷专受专对,深受信任,但仍处于被动的顾问地位。德宗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让宦官统领禁军。宦官取得对禁军的完全领导,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德宗和宪宗对禁军兵制的改革过程。贞元十二年,神策中尉设立,宦官取得了对神策军的完全领导权,宪宗又将天威军并入神策军,并将左右三军的实际领导权交予宦官,宦官领导禁军的制度最终确立。在宪宗朝,枢密使开始参与中枢政治,经常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为以后枢密使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由此,“宦官之势”应是成于宪宗而不是德宗。但此时宦官仍处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中,因而此时宦官权势的增强,说到底是皇权的增强。唐后期宦官主权局面的形成,除了宦官手握兵权之外,太子的失势是另一个根本原因。宰相在德宗朝初期拥有与代宗时期相当的权力,但是在德宗后期被架空。宪宗时期,宰相权力全面恢复并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但是随着当时使职系统的发展和宦官对禁军领导权的掌握,宰相的政治根基已经丢失,因而德顺宪时期宰相的权力相对能够比较容易地被剥夺。翰林学士、宦官和宰相之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冲突为次,都是在皇帝的控制下进行活动。至宪宗,对中枢体制的调整完成。调整后,皇权得到了极大加强,在新的中枢体制中,皇帝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皇权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