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在谈论“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往往将目光放到一些现成的文学作品上,更多地侧重于文学主题的演变、新型人物的出现,以及叙事方式、抒情方式的嬗变等文本之内的研究;而常常忽略文学的运行机制、传播途径等文本之外的研究。事实上,文学运行机制中出版社的商业操作谋略、编辑者的立场与趣味、刊物的栏目设置与导向、读者的定位与流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特有面貌。因此,本文将立足于 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视野,以徐志摩所编辑的刊物——《晨报副刊》、《新月》和《诗刊》为突破口,阐释中国语境下的文本内外的“现代性”。 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现代性与文学刊物。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点和逻辑基础。由于“现代性”本身“概念性的含糊不明”的特点,因此本文分别从时间维度、社会组织模式、性状,以及现代性在美学意义上与社会的对立等几个方面对它的意义阐释进行了梳理。从而指出,中国的“现代性”——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因受西方现代性文学发展理路的强烈导引而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这种“现代性”只是否定传统下的“西化”进程,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想象”,而文学刊物正是这种“想象”的最好表达媒介。 第二章,以徐志摩为核心的现代人文景观。与“五四”一代文学家相比,徐志摩的文化观、文学观带有更为明显的“西化”烙印。他本人曾留学英美,深受罗素、哈代、曼殊斐尔等人思想以及文艺观的影响。因此他在进行刊物编辑时,一方面将自己的编辑立场、编辑方针以及风格等融入到刊物之中,另一方面他也在进行着心目中“理想读者”的现代性“想象”。同时,由于编辑群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经历,因此编辑的群体意义也就凸显出来——这就是整个编辑群体对于现代性的“集体想象”。此外,作为现代文学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出版机构——新月书店也在这里充当着“集体想象”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第三章,“理论”与“实践”的共生。现代刊物的版面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单位。编辑、读者以及作者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自由交流与对话的景象。在徐志摩所主编的刊物中,既有诗歌理论问题的探讨与建树,又有对于新理论的实践——新格律诗的试验,刊物由此形成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共生的具有现代性的开放空间,前期新月派的新诗规范化运动与后期新月派的现代主义倾向就是这种“共生”生态的最好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