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国家，其结构变迁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主要特征为制造业劳动力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服务部门特别是生产者服务劳动力比例迅速上升。伴随这一过程，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不断升级，生产者服务的质量水平和相应的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由于生产者服务是非可贸易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内部汇率（非可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价格之比）伴随结构变化而发生变化。内部汇率代表了非可贸易品的相对稀缺程度，并指引资源在两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内部汇率水平在长期对外部汇率水平具有决定作用。而外部汇率指引资源在国内和国外可贸易品部门之间进行流动。所以，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升级、结构变迁以及内外部汇率间一般性的变化规律，对于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主要内容为从产业升级中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的关系推出了从供给面出发导致结构变迁的机制；并扩展林毅夫等所提出的资源禀赋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对后工业时代的结构变迁给出一般性的理论解释。另外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扩展，把内部汇率与结构变化的关系引入原有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中，从而得到赶超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内部汇率与外部汇率之间的关系将受到结构变迁的影响。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中引入生产者服务的发展水平。生产者服务的发展可以从质量和数量上进行区分，质量表示生产者服务产品所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数量则指生产者服务产品数量，由于服务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可以认为数量与服务部门使用的劳动力相关。根据生产者服务是制造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其需求不仅由制造业产生，且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制造业升级的基本事实，本文对Ju，Lin and Wang（2009）的结论进行扩展。得到产业升级需要资源禀赋、生产者服务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的关系。通过该结论可以推论得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与交易成本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件不完善造成了生产者服务的发展不能满足和促进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从而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对此问题的改善措施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生产者服务的进口和FDI的引入带来高技术和知识密集的生产者服务以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在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条件下，描述经济体结构变迁的动态路径和均衡增长。其中对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关系分别从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六章给出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本文对内生增长模型中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和熊彼特的质量阶梯模型进行综合并加以扩展，假定服务的产品种类增加代表服务部门的技术进步，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代表制造业产品的技术水平或者质量水平的升高，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内生技术进步的来源。引入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表示后工业时代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生产相互促进的特征，分析后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比呈“倒U型”发展趋势的机制以及服务业产品相对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内部汇率）的动态变化。工业化国家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制造业劳动力比例的“倒U型”变化的是本国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协同效应的不断增强。在模型假设中，我们描述了这种效应的变化。制造业产品相对于服务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有两种情况：当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之间可以协同升级时，该相对价格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拐点之后服务产品相对价格长期呈现增加的趋势；而当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升级效应较弱或不存在时，则该相对价格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拐点之后服务产品相对价格长期呈现降低的趋势。　　再次，以开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以服务品与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为代表的内部汇率与本国直接标价法的外部汇率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结构变化的影响。结论显示内外部汇率之间的关系受到结构变化的非线性影响，这也是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一个扩展形式。其原因实质上为后工业时代，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升级带来的相对价格和结构的变化。在模型假设下，假定外国的经济情况不变，本国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协同发展时，则本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先贬值后升值的趋势；而在本国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不能协同发展时，本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先升值后贬值的情况。所以如果不考虑其他情况，而只考虑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因素，中国产业升级停滞的瓶颈时期，如果产业政策不能有效促进生产者服务水平提高、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而只重在推进服务业的结构占比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在长期面临由升值转向贬值的可能。贬值的原因是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降低，本国产品的相对成本的增加，以及在更高水平的产业中不能形成比较优势。　　最后，实证部分检验以上理论分析的假设基础：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存在协同发展关系，并对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证实了实际汇率变化与结构变迁之间存在二次非线性关系。通过对样本国家细分的制造业与细分的生产者服务进行面板回归，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具有明显不同，而生产者服务的平均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带来的效应存在较大差别。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研究了OECD国家的生产者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水平分别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得到生产者服务的质量因素可以显著解释无效率项，而数量因素则不能，且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比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估计值高12％～13%。产业政策需要促进生产者服务的质量和数量的共同发展并与制造业相适应。对中国的数据分析显示，中国的生产者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等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远弱于OECD国家。另外在两部门的协同关系上，中国实证结果仍然与OECD国家有一定差距。所以本章提出的政策建议从生产者服务和制造业的市场化，地方政府以GDP为政绩评价标准的改善和市场法制法规建设完善出发，从而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以及经济部门间的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