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 )的成名作《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美国当代文学占有重要位置。《女勇士》于1976年发表后一举成功,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极大地推动了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兴起,同时确立了汤亭亭作为美国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汤亭亭的成名作为例,运用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理论,审视处于文化边缘的华裔美国女性的生存现实和命运。论文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探讨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女勇士》是一部女性书写的探讨女性命运的书,而女性言说本身就是对传统男权文化的挑战。因此,我们说,《女勇士》是一部典型的女权主义巨作。汤亭亭以文学语言为工具,解构了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男权主义思想。她对妇女社会地位之低下和命运之多舛寄予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同时尖锐地批判了男权社会的不公和女性的悲惨处境。汤亭亭以独特的视角来复述母亲的故事,来鞭笞中国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精神枷锁对妇女的迫害。汤亭亭作为一名美籍华人女性,其双重身份必然面临双重的挑战。这是因为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华裔作为少数民族其文化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华裔面临的挑战,其一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女性在这种文化陋习中当然被忽略和鄙视。汤亭亭以她独特的身份、敏锐的洞察力和自身的女性意识,以日常的平凡生活为切入点,演绎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分析“男尊女卑”思想对女性的影响,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关于无名姑妈和月兰姨妈的悲惨遭遇。她们在社会中是弱者,无力与男权社会抗争,她们的抗议只有归于无声。华裔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则来自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地位,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地位低下,无法跻身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如在《女勇士》中作为叙事者的幼年汤亭亭的自卑感以及对沉默的华裔女孩的描述,都表现了作为少数民族隐含在她们内心世界的自我困惑和自卑。另一方面,汤亭亭以中国为背景,借用了中国的神话和传说并加以改造,通过其父母的爱国感情传递了自己的怀旧心理和民族自豪感。第二章探讨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女勇士》发表于1976年,此时正值美国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男女平等是西方女权主义作品永恒的主题,但汤亭亭不是简单地效仿其他的女权主义者作家,她的作品中反映的女性主义的批评已经远远超过了表层的男女平等的界限,进入了由外而内的女性意识的探索。美国作家和评论家玛丽·戈登认为,“金斯顿(汤亭亭)深知她自己的命运是和以往妇女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玛丽·戈登指明了《女勇士》的现实意义之所在。论文在本章重点讨论了中国传统故事中家喻户晓的“花木兰”是汤亭亭心目中的女勇士,在汤亭亭的改写中,“花木兰”的传说变成了“我”的故事。作者幻想她自己能够像花木兰一样,既能事业有成,同时又是一位贤妻良母。论文还阐述了大多数亚裔美国女性对《女勇士》的肯定态度,认为《女勇士》代表了她们的声音,表达了她们的内心世界。论文指出,《女勇士》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女性意识的发展,让备受压抑的美国少数民族妇女从沉默中觉醒,疑质并反抗这个男权主义盛行的社会。第三章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汤亭亭借用并改编中国历史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的写作的成功特点以及它的局限性,论文分析了作品中的女勇士和我们熟知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鬼”的意象来暗示双重文化背景给她带来的痛苦、迷茫和无归属感,同时体现了中西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艰难历程。汤亭亭是华裔美国作家,她一再声称她写的是美国小说,她认同东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她用美国写作方式来保持中国古老神话的活力,在族裔文化认同和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的矛盾碰撞过程中坚定从边缘文化走向主流文化。第四章中探索了汤亭亭独特的写作艺术手法,指出其各种独特写法源自于其双重的身份。在写作手法上,汤亭亭融小说、历史、自传等文体于一体,而这一写作手法很容易被女性所接受,是表现女性意识的理想手法。论文结论指出,《女勇士》是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女权主义的力作,其支点在于两种文化的反差和冲突。作者的双重身份使其作品描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信度,这是她的作品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但其局限性在于她对中国文化的片面了解和认识。当然她在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氛围中长大,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中国人有着不同的视角,因此《女勇士》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汤亭亭站在“他者”的立场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她的这种解读也对我们国内中西文化和文学比较提供了一种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