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抄书活动,是知识复制的重要方式。自汉代至明、清,抄书活动在保护、延续以及传播知识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重在对古代社会抄书活动的相关要素进行梳理,理清抄书活动的基本脉络,在此基础上,对抄书活动的原动力和目的进行探讨。本文所讨论的抄书活动,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为了学习目的,将抄书作为一种知识复制的技术手段,实现对文献、书籍“母本”的复制,获得抄写本。这种抄书活动,实现了知识的传递、传播,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二是抄书者在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自己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劳动,获得“新的”著述,主要是古人借助已有的文献,通过编、撰、纂、辑、修、作等方式,形成“新的”知识和书籍,这类抄书活动对文化传承发挥着创造性的推动作用。三是为了其它的目的简单复制已有的图书,抄书过程中没有抄书者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本文通过对我国古代抄书活动的研究,梳理了自汉代至明、清的发展脉络,重点厘清了与其相关的主要要素。总括来讲,与抄书活动相关的内在及外在关键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环境与社会需求、抄书活动的机构及群体、抄书活动的工具与技术、抄书活动的主要内容、抄书的目的及动力等五个方面,而其中抄书的机构及群体是核心要素,其他要素作用在这个要素之上,才能产生出抄书活动的相关结果。在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抄书活动的原动力及目的进行了探讨,另外,分析了某些抄书活动的消极影响。本论文主要章节的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研究抄书机构与抄书群体。古代抄书活动中,官府设置的抄书机构以及抄书者是抄书活动的关键因素。抄书机构的设置,体现了官府对抄书工作以及文献典籍、科举教育乃至文化的重视。由于各种缘由而从事抄书工作的群体——抄书者,则是抄书活动中最关键的要素。不同朝代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对知识传播的需求都要作用在抄书者一一人的要素上,才能发生作用,产生出不同的抄书内容、抄书目的。本章以时间为顺序研究了历代抄书机构、具有一定官府职位或受雇于官府的抄书者、基于宗教信仰或受雇于宗教信众的抄书者、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的抄书者、为写书藏书等目的的抄书者等问题,呈现了古代抄书活动的基本情况。第二章简要地对社会环境、抄书介质及工具对抄书活动的影响作了分析。研究了社会环境对抄书活动的影响、抄书者对抄书活动的影响、抄写介质及工具对抄书活动的影响等三个问题。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古代社会历朝的官府都会去极力标榜自己的正统性、合法性,其中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以官府的行为去组织、编撰或修订儒家著作,形成当朝的经典,建立以儒家经典及相关阐释为代表的统治思想理论体系,冠之以“为往圣继绝学”。抄书活动是知识和思想传播的重要方法,不可避免受到官府的重视及管理,官府的鼓励和贬抑则会直接影响抄书活动的开展。抄书者的积极与消极则是影响抄书活动最关键的因素,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抄书、读书则成为知识分子进身为官吏之途径,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是无数读书人的追求,为此他们会主动去抄书、苦读那些作为考试内容的“经典”。抄书活动所用的工具、介质的发展水平则是影响抄书活动的技术因素。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古代抄书活动的类型及抄书内容。本章首先对抄书的类型做了初步的划分,之后,以时间为序,重点研究了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的抄书内容。总体上看,历代统治者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构建当时的统治思想体系,因此承载儒家思想的著作成为历代知识复制的核心内容。隋唐以后,科举取士制度逐步建立并成为读书人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因此,儒家典籍的抄写复制成为读书人的主要功课之一。另外,当社会政治、文化体制尚未稳固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呈现多方向性,社会包容性相对强,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也较丰富。同样,作为复制知识的方式——抄书的内容的类型多寡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社会现状。反之,当主流政治、文化体制形成并在社会上形成稳固的管理模式,官府推崇和允许在社会上传播的文化内容也相对单一。通过对古代社会历代抄书内容的总结和分析也佐证了这一点。第四章探讨了各种抄书活动的目的,探索性提出抄书的原动力。主要研究了抄书活动的原动力、官府组织的抄书活动的目的、私人写书藏书抄书活动的目的、宗教抄经活动的目的、农书医书等科技类抄书活动的目的、明清小说话本抄书活动的目的等六个问题,试图厘清古代抄书活动的原动力,并对各种抄书活动的目的进行了探讨。封建社会的“三不朽”思想是驱使抄书活动发展的重要动力。自秦汉至明清,官府、私人的书籍抄书活动生生不息乃至蓬勃发展,有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即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历代官府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卷帙浩繁的典籍,其根本目的是传播统治者的思想,历代的正史中,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记录统治者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事迹。通过这些书籍的编纂和传播也为封建社会建立了“三不朽”的价值观标准,推动士子们前赴后继地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努力。另外,对于统治者来讲,“立言”的重要性还在于“为往圣继绝学”,认为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历代封建统治者为抬升自己的“正统性”,无不通过阐释儒家思想以“立言”来标榜自己统治思想是“为往圣继绝学”。历代官府鼓励抄书的内容,几乎都限制在“经、史”两类,尤其是“经类”及相关的阐释著作。为写书藏书目的的抄书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承、推广。值得一提的是,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农书、医书等科技类书籍的抄写复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每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关于农书、医书等科技文献的抄写复制扩大了科技知识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第五章对某些抄书活动的特殊影响做了探讨。主要研究了某些抄书给文献带来的内容重复、给文献内容带来的损失；探索性提出以科举考试为驱动力,使得对儒家典籍的过渡关注,挤占了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类知识的吸纳,致使古代社会科学技术活动没有形成足够的关注群体；抄书活动所形成的“写书不如抄书”、“今不如古”的观念,给知识分子的思维造成了错误的导向,一方面会影响他们的积极创造,另一方面,当社会发展已经迫切需要对著作者的权益进行保护的时候,却难以形成重视和保护著作者权益的文化氛围,这也就延迟了我国古代知识产权意识的形成。开展古代抄书活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论文对我国古代的抄书机构及群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呈现了个较为系统、完整的发展脉络。二是论文在梳理古代抄书活动主要要素的基础上对抄书活动的原动力及目的进行了探讨。三是在梳理抄书活动类型的基础上,对某些抄书活动给文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抄书活动所形成的某种传统对科技文献传播、知识产权意识形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