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将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归纳为8个方面,即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其中,信用风险占有特殊的地位,世界银行对全球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导致银行破产的最常见原因就是信用风险。管理、控制信用风险因此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大量研究文献的参考,找到了信用风险存在的一般特点:信用风险的透明度大大降低,在银行贷款中,比以往更难以识别;风险暴露价值的波动性较大,金融衍生产品“衍生”于基础商品,其价值自然也受基础商品价值变动的影响,因此只要基础产品价格稍微变化,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就会有很大变化,金融衍生产品较传统金融工具对价格变动更为敏感,波幅也比传统市场大,所以风险系数加大了;从组合效应的角度看,信用风险更为复杂,在银行贷款中,银行承担的信用总暴露与贷款总金额密切相关。但是,在衍生产品交易中,交易者承担的总信用暴露就不一定与衍生交易组合的总规模相关。而且,通过对国内情况的调查,发现国内信用风险不但具有以上特点,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信用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技术严重滞后,特别是比较前沿的信用度量分析技术方面非常欠缺,同时信用评级机构发展严重滞后;银行信用分析人员的水平达不到要求的高度时,为了避免风险,银行更倾向于发放有资产抵押的贷款,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导致银行过度重视抵押担保;此外信用资产管理难度大,信用风险管理基础薄弱,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也给我国信用风险管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有鉴于国外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金融危机,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1998年～1999年)和阿根廷金融危机(2002年)等等,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大多与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成为引发这些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引发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依然存在,突出表现为占金融体系主体地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现在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问题的原因还存在,还需要政府和金融界的长期努力。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而且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文章先找出信用风险的一般性成因,即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两大类。系统性风险又称市场风险,也称不可分散风险,它是与整个市场的变化相关联的风险,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而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都带来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非系统性风险是指发生于个别公司的特别事件造成的风险,这类事件是随机发生的,由此带来的风险也是可以辨识和控制的,因而这类风险又被称为可分散风险。非系统性风险的特征是:它是由特殊因素引起的,如管理水平的高低、操作上的妥当与否、对贷款人的信用调查等;它只是对某一商业银行而不会给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带来影响;它可以通过投资分散化来加以消除。显然,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既有系统性风险成分又有非系统性风险成分。针对于信用风险产生的一般原因,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格雷欣法则”发挥了作用,造成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此外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在签订契约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一方通过采取对自己有利而又不至于被发现的行动,使得契约的另一方蒙受损失的行为。在金融市场,道德风险又具体可以分为借款者的道德风险,银行内部信贷人员的道德风险和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系统的道德风险,这些都会诱发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存在使优质客户被迫流走,剩下的劣质客户的危险。为了找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本文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找出中国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本文拿中国和美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对比,从出台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比和银行业自身体系进行比较,对自身体系又从:一信贷组织结构比较。美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采取的信用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均为矩阵型结构。这种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是将银行的部门分为两类。一类是业务部门,另一类是职能部门;我国的商业银行一般是总行、分行、市分行一直到县支行存在四级三层代理结构关系;二信贷人员管理比较。中美银行在对员工管理态度上、激励方法上截然不同。美国比较着重强调调动员工积极性,国内则是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这种不同是受历史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果。三信用风险防范方式比较。美国银行注重信用风险的早期防范,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未雨绸缪,通过多种风险防范方式减少风险损失的可能性。我国在风险防范方面的意识不强,在信贷管理过程中做法过于教条或过于盲目,面对风险的可能损失时显得比较被动。四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使用比较。美国商业银行既使用古典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又使用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既从衡量企业风险角度出发来决定是否给予放贷,又从衡量银行本身面临风险分布角度出发来决定准备多少经济资本。我国对信用风险进行量化研究的起步较晚,一直偏重于定性分析,多用5C等评定方法。而且在当前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尚不具备独立建立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条件,还停留在最古典的信用风险度量阶段。在宏观层面,本文沿袭了前人的一般特点,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产权高度垄断,权责利不对称,不能独立自主决策、避免、转移和分散风险;产权制度造成了金融改革的滞后,进而加剧了信用风险,国有产权可以近似地看成为一种“人人都有责任,但人人都不负责”的制度安排,产权主体的模糊在现实中往往很难确定谁有权来处置国有资产,并由谁来对这种处置结果负责。这样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只是增量不断沉淀的过程,存量难以盘活,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国有资产的质量不断下降,风险不断累积,并形成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恶性循环。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纵观我国多年经济发展历程,整个经济发展是在较大的起伏波动中向前推进的,围绕经济周期的波动,宏观经济政策也在忽松忽紧的状态下摆动。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合理,形成了银行信用活动面临的经济环境不确定,增加了风险度。而且在我国特殊的时期,国家对金融横加干预,造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波动带动了金融的波动,加剧了信用风险的产生;在法律制度层面,存在独立性不足,难以抵御信贷风险、实施金融监管的机制仍不健全,风险不能有效控制、中央银行缺乏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和条件、经济转轨中社会诚信的信用环境欠佳等问题加大了我国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概述主要讲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理论界定、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研究文献综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一般性成因;第二部分从中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比较看中国信用风险的成因,从微观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主要讲述我国银行业现状、中美信用风险管理比较两个方面,而中美信用风险管理比较着重从出台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比较、银行业自身体系比较两个方面分析;第三部分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宏观成因分析,主要从产权制度、宏观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政策建议,分别从国家宏观防范措施(理顺政府和商业银行的关系、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大力推进社会信用建设,维护社会信用秩序、加快建立贷款保险制度)、微观层面(包括信贷人员管理方面、信用风险防范方面)两个方面加强。本文的主要贡献:国内关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及管理的研究很多,给我国信用管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我国的信用风险管理也正是在众多理论界人士的谈论下不断前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我国已经深刻的认识了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这些著作和论文大多只注重从宏观因素入手分析信用风险,不仅忽视了从微观方面研究银行的行为,也缺乏理论分析和系统的风险研究。笔者认为,为了有效的防范和管理信用风险,不仅应当研究宏观环境和制度的影响,还应当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注意从微观方面研究商业银行的行为,宏观分析和微观论证两者不可偏废,在后者未受普遍重视的情况下,加强对其分析研究就尤其重要。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背景,在结合相关研究基础上,借鉴西方信用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微观层面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与美国一一对比,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及其管理的具体情况,发掘出了一些重要的特点,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可能产生的各个环节,系统研究了信用风险管理的程序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