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丧服制度传达的是人们对死去亲人的哀痛与敬畏,周朝统治者把它与宗法制度联系起来,开始注入“尊尊大义”,春秋战国时期经儒家极力倡导与完善,丧服制度开始进入礼制层面,最终形成《仪礼·丧服》的经文。汉至清末,丧服制度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由于国家权力的干预,丧服制度成为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制度。丧服制度与古代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等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唐代为例,《唐律疏议》总数502条中,直接以丧服等级(期亲、大功、小功、缌麻、袒免)表述者达81条,加上间接表述,共为154条。由此可见,服制在唐代法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可以说对服制深入、系统、全面地认识与把握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尤其是研究《唐律》的题中之义。另外服制作为延续文明传统、调整人情关系的重要方式具有积极价值与合理内容,给学术研究与当前法制实践以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