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工程的圆满完成,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自主创新潜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环境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型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行业知识产权依存度偏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靠进口,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构成的梳理,客观评价了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实践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根据新构建的创新活动分析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和路径特征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创新政策的宏观整体效应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并以财税政策为例,聚焦创新政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论证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创新政策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创新政策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方面可能的创新成果:1、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现状评价。本文基于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回顾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历史,进而从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客观系统的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水平和国际地位。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创新政策一直致力于解决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优化。这背后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科技政策、创新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解的逐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政府市场和良性互动、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和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为:科研投入夯实创新基础、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还面临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等问题。2、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和典型模式。本文基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设计出用于分析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路径归纳为“逼出来”、“等出来”、“争出来”、“网出来”这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各类创新模式的定义、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四种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各类创新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逼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科技精英、实施系统工程和增强综合国力为主要特征,其创新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和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创新环境是国际封锁和军民融合同时并存,创新主体已由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逐步向军工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拓展。第二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一般以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和工程为依托,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时间差”、“空间差”和“政策差”等原因,该类创新往往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要特征,从而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以大型建筑央企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我国高铁、桥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布局通常集中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优秀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使企业实现了盈利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赢。第四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网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新兴互联网企业巨头为主体,以商业模式创新和强扩展性为主要特征,在移动社交、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成果显著,深刻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垄断市场、滥用市场地位和复制商业模式等问题。3、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本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DEA超效率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创新的供给及需求方面政策均有着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两类政策的落实情况比较到位,但是创新环境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不同时期内的创新政策效果有着明显差异,在“十一五”期间仅有供给型的创新政策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没未起到显著推动效果。而在“十二五”期间仅环境型创新政策无明显正向效果,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均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我国创新政策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整体创新绩效相对较高,且常年处于有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测算值则相对低下,长期均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尤其是个别西部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该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水平,正确地揭示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有利于引导政府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甄别和选择。4、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除宏观层面的创新政策绩效测度外,本文还关注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微观层面的效果。考虑到创新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财税政策这一典型的创新政策为代表,并将其细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探究该类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具体提升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享受财税政策的企业而言,享受了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相对于只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同时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才能最大程度的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的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发挥政府的规制保障作用,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区各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会出现不同类别政策抵触现象,从而很难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三是以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绩效评价中均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环境型创新政策工具的完善和落实,营造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