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企业存在着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等现实问题。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债务风险上升带来的经营困难，201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宣告我国企业全面“降杠杆”工作正式开始，也将银行债权转股权这一工作重心提升至政策层面。随着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已被认为将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显著改变微观企业的偏好，从而改变其行为。陈冬华等（2010）提出，强政府干预和强政策导向是我国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必须结合宏观经济政策背景进行分析才更具现实意义（姜国华、饶品贵，2011）。已有学者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进行研究，但至今未有人从“一带一路”这一新兴宏观经济政策入手，研究其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问题的影响。同时，“强政府”带来“弱市场”问题，在政策背景下，市场化进程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的影响也是值得探究的中国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了2011年——2015年我国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政策、市场化进程以及两者共同作用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政策”与“市场”框架下，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对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1、受到“一带一路”政策鼓励的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更多，并在非国有企业中该结果更显著，证明了“一带一路”政策对银行债务融资的“扶持效应”，且该“扶持效应”缓解了受到政策鼓励地区的非国有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约束问题。2、市场化进程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存在“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中该“抑制效应”更显著。3、“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政策“扶持效应”改变了市场化进程的“抑制效应”。4、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提升了企业投资水平，但同时也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当企业受到“一带一路”政策鼓励时，银行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效应和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的促进效应都更为显著；而市场化进程差异下，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投资水平提升效应和非效率投资促进效应不显著。　　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研究，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这一研究领域，且本文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衡量办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研究思路。同时，本文研究对政府与公司财务、市场与公司财务这两个研究领域做出了一定研究佐证，为政策在我国的微观传导机制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在“政策”和“市场”影响下，银行债务融资规模对企业投资水平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对企业正确作出投融资决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