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扈特”是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八白宫中所供奉诸多神灵的守护者，也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是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活典籍”和“活化石”。他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一民族精神文化，在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代替作用。从达尔扈特群体入手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八白宫及其诸多神灵以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完整内涵。
　　本文充分利用清与民国时期形成的有关鄂尔多斯部及成吉思汗祭奠的满文、蒙古文、汉文档案史料，以“达尔扈特”为主线，首次系统地探讨了达尔扈特的形成、五百户达尔扈特、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多祭祀之神、达尔扈特组织体系、达尔扈特筹募祭祀费用的方式及其使用、达尔扈特的驻牧地、生计、丁册及宗教生活等，较完整地还原了历史事实，为全面了解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历史文化打下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本文主要内容为：
　　一、对达尔扈特的形成和五百户达尔扈特及其源流、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神灵等分别进行了考述。清廷鉴于居住在成吉思汗八白宫附近从事守护成吉思汗斡耳朵和供奉诸神灵之人群的特殊身份，没有将其纳入任何旗的编制内，而是归“济农”来管理，继续从事成吉思汗祭祀相关事宜，随后他们才被正式命名为“达尔扈特”。而济农由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变成了只负责管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守灵者达尔扈特事务的官员。对于达尔扈特来源之五种论断，本文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档案史料作了精细的辨析，认为鄂尔多斯诸部及达尔扈特人群均来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守卫者的假说最接近史实，继而厘清了档案所记载达尔扈特人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其诸神灵。
　　二、达尔扈特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清与民国时期，他们不受盟旗制度的制约，自称体系，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体制。本文根据档案史料勾勒出了达尔扈特部的组织体系轮廓，即由行政组织与祭祀组织两部分构成，均隶属于济农，济农则是达尔扈特部最高首领。围绕达尔扈特的行政组织和祭祀组织，对济农的任免、主要职责、济农制度的变革以及达尔扈特达如噶与达玛勒、衙木特德、哈然和克什克等职守人员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述。考证出清与民国时期24任济农的准确生卒年和任期，对相关研究的讹误作了纠正。对于达尔扈特祭祀组织的考证中，较系统地恢复了达尔扈特左右翼衙木特德称号和克什克之名称，并明确指出18个克什克的哈然隶属关系，规范了一些克什克的名称，考证了“哈坦”、“乌鲁德”等名称。
　　三、运用档案史料，归纳出清与民国时期的达尔扈特筹募成吉思汗祭祀费用的方式及使用情况。主要包括：五百户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的收支、达尔扈特通过募化得来的财物的收支、“约孙阿勒巴”、信奉者的布施、成吉思汗陵西迁时期国民政府对成吉思汗祭祀的资助等。
　　四、以当时档案记载为依据，阐述了达尔扈特的驻牧地和生计。同时详细统计和分析了此时形成的达尔扈特的丁册档案，考证了关于达尔扈特的人口、念经喇嘛、家仆等诸多问题，并明确指出圣主达尔扈特和苏勒德达尔扈特的八大衙木特德的克什克隶属情况。同时利用档案与相关文献记载，阐述了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嘉庆十五年(1810)间，大伊金霍洛周围的禁地内先后所建八座达尔扈特寺庙的情况，进而得出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播过程中直接影响达尔扈特的宗教信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