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猖獗并不断发酵升级;而当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的迅猛发展也催生出了另外一个毒瘤——国际直接投资保护主义。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和跨国公司的崛起，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已成为中国跨国公司必须要跨越的鸿沟，而中国要想从投资大国发展成为投资强国，也必须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毒害。　　 本文以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为研究对象，更确切的讲是以内向型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站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和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角度探讨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　　 首先，本文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做了相应的概念阐述，认为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指的是东道国针对流入国内的内向型国际直接投资(IFDI)和母国针对流向海外的外向型国际直接投资(OFDI)所采取的各种针对性极强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本文认为，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所指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不仅仅包括政府层面的法律规制和行政限制，也包括政治和舆论压力，还包括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的抵触，更包括企业文化、工会组织的反对，因为投资保护主义不单单体现在政策法律层面，也广泛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　　 其次，本文结合大量的案例分析，在对现有资料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发展历史、表现形式和特点特征。　　 基于历史，二战后，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国际投资无序规制但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国际投资放松规制且趋于自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发酵升级但制度日趋成熟阶段（21世纪初至今）。　　 始于案例，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具体包括:国家安全审查、“依法”判定“非法”、政府腐败侵蚀、行业准入规制、市场垄断调查、融资渠道质疑、企业性质约束、股权比例限制、工会组织缠缚、文化差异干扰、媒体舆论煽动、社会责任软禁等。本文认为，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更确切的讲是投资保护主义的载体，其本意或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由于在实际中过了“度”而变了味儿。　　 归于总结，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特点包括:冠冕堂皇但立法正名;概念模糊且主观性大;泛政治化;显性手段不断加强，隐性手段不断涌现;体现国家利益之争，实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工具。　　 接着，本文在上述总结归纳的基础上，结合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进行理论解释，并运用这些理论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认为，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动机或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中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等;经济层面的因素包括:国家经济安全、产业结构、金融稳定和市场秩序等;社会层面的因素包括:民族情绪、社会文化、社会责任和民生就业等;国际层面的因素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和多边投资规则等。　　 最后，本文站在我国的立场和角度，分析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对我国带来的影响，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政府、行业、企业三种维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另外，本文还从计量经学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华为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进一步阐述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