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现实和城乡经验在不断地改造着迟子建的城乡叙述立场,作为“精神家园”的古典乡村和作为逃离对象的城市两种分裂形象也随着作家思考的深入而被改写。以往以城乡“二元对立”模式来解读迟子建小说的做法在新型城乡关系面前已经不合时宜,必须看到小说中城与乡在对立之外,更有互动,甚至在城乡的道德叙述、底层关怀等方面表现出同质化的趋势。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变化为迟子建带来新的写作素材的同时,也在干扰着作家原有的叙事立场。从《群山之巅》中可以看出,新的城乡经验、道德秩序、精神伦理等都在催生不同的价值判断,挑战着作家原有的价值体系。乡村,作为“精神家园”的书写传统遭到作家主观意识的质疑,城市想象和城市书写也被迫作出调整和改变。情感结构微妙地调整着迟子建的创作心理,复杂多变的创作环境也催促着作家加强对现实的把握力度。基于此,本文认为,近年来,迟子建的城乡叙事立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现实的影响变得含混甚至动摇。城市与乡村对话和交流的加强不仅改变了城乡生存景观的书写,更释放出作家在把握新型城乡关系时出现了精神困惑和迷惘的信号。一边是乡村文明无力对抗消费时代的残酷现实,呈现出衰败之貌。一边是新旧价值判断的断层,新的精神世界尚未建立起。迟子建在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上显得犹豫不决。总的来说,这种变化在迟子建的创作道路上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内容方面看,迟子建拓展了城乡书写的新空间,记录了转型期的城市和乡村复杂的社会变迁和人们的精神履历;从情感结构层面看,迟子建对城市的抗拒和怀疑程度递减,对城市文明的接纳改造着妖魔化的都市形象,城市和乡村在道德、人性方面表现出的同一性和同质化模糊了对立的边界,从而溢出新的审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