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雾霾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呈现发生频率高、污染程度重、分布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等特征,对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引起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出台大气相关政策、法规、方案等280余项,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颗粒物、SO2、NOx等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和“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求有效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对雾霾进行科学施策和标本兼治。因此,探索我国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已是当前各界亟需攻克的难题,也是实现新常态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以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为研究主题,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随后运用ESDA技术考察了雾霾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集聚和演化特征,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协同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并测算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索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通过直接和间接协同效应,展开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直接、间接路径优化分析,提高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首先,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构建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环境规制相关“三大假说”、协同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规范分析法,从环境规制协同和优化的角度,阐述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严谨可靠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文献阅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雾霾的形成过程、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系统构建了雾霾污染人为和自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我国雾霾污染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低-高集聚、高-低集聚向高-高和低-低集聚演化趋势明显;不同影响因素对雾霾污染起到了差异化作用效果,即雾霾是由人为因素直接影响和自然因素间接促进的综合作用结果。对雾霾形成本质认知的提升将为其治理提供思路和方向。接着,基于“污染天堂”、“波特假说”及“竞相到底”假说,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改善雾霾污染,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临界值时才能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并体现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性和时间滞后性。此外,环境规制对雾霾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表现为滞后效应对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效力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如提高了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力却减弱了其在西部地区的有效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是下一步展开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研究的基础。然后,基于协同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在对横向和纵向两种协同度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控制雾霾污染,且显著加强了政府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力;环境规制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的增加同样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同时可缓解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作用的异质性。尽管环境规制协同效果显著,但如何优化和提高其协同治理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基于中介效应方法,通过直接协同效应和间接协同效应探索了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可推行“强化中央政府规制约束,明确地方政府监管职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的雾霾防治利益相关多元主体纵深权责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优化策略;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分别对“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三条协同路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讨论和分析,然后从政策、产业、技术等视角给出了具体路径优化措施。雾霾污染治理研究在经管学科领域起步较晚,所以存在很大深入探索空间。本文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对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展开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看,本研究深化了对雾霾形成过程及演化特征的理解,提出了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完善了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防治领域的理论研究,为雾霾污染的科学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创新性地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丰富了环境规制协同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的改变,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人居环境与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给予决策参考;对调动企业减排意愿和消费者节能消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