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兴起的文学“去政治化”运动,为文学减负,使文学摆脱了在我国漫长的“革命”时代作为工具存在的宿命;恢复了文学的本真,使文学真正关注起文本所建构的自足的世界。这是我国文学的一次解放运动。但这同时也预示着文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文学的减负最后宣告了文学对社会历史的“无用”,它不再承载什么混同了它不能承载什么。在今天文学走向了边缘化,成为了电信科技时代纯粹的装饰品。“文学终结论”方兴未艾“文学幽灵化”已然升起,其实它们谈及的都是一个问题,即文学的衰落和“文学性”的扩张。“文学性”一直以来是我国理论界比较热衷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在今天,当文学的没落与“文学性”的高标这种错位现象发生时,我们似乎更应该反思一下这个理论术语。当然,有些术语使用的意义往往在于使用本身,人们也喜欢在习惯的理解下去定位某些术语,这可以省去许多理论追索的麻烦,但同时却容易造成彼此对话的混乱。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进行追本溯源式地梳理。“文学性”作为文艺学学科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它的出现是作为历来对文学本质讨论的一种参与,是以科学主义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为背景,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之上的,并以二十世纪初期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论文梳理了“文学性”从出现到发展直至边缘化的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各个理论主张之间的共时性联系只做略述。首先我们以文化考古学的方法,对“文学性”进行追本溯源。“文学性”作为术语的出现,是由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于1921年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认识是从形式语言学出发,关注作品的形式和技巧,利用文学的“陌生化”,通过语言形式的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等方式,打破文学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和构成,摆脱语言的“自动化”,使其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理相错位,并且进一步将“陌生化”运用到文学作品的形式,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英美新批评派则从文本语义结构上所体现出来的多层次、多意义的朦胧性特征来探讨“文学性”;到了结构主义那里,他们主要强调在整体结构系统中来把握文学文本,突破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专注于具体作品分析的局限,通过具体作品去发现背后普遍的结构模式,同时也正是在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结构的关注,使其进一步了认识“文学性”。它所提倡的“文学性”主要是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内指的诗性功能,以及文本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结构模式。站在我国当下对“文学性”进行界定,首先我们需要理清文学的处境以及文学和“文学性”的关系,并且为“文学性”概念重新划定领地。进而通过文学与图像文化的关系,引出“文学性”与“艺术性”(特指空间艺术)的比较,介入人类审美经验的共通性,来理解当下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