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总量的扩张令世人瞩目。但是这种发展是以耗费大量资源为前提的。在粗放型发展模式下,严重的雾霾、气候的突变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带来的后果开始显现。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考察生态环境效应,对企业环境违法问题实施从重从严处理。由于重污染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污染排放、资源消耗都更多,因此环境规制对这类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这也引发了重污染企业在政府环境规制背景下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平衡的问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剖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并选取了2011-2017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生态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在对EKC等理论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即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作用于企业生态效率。其次,本文收集了八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7年的环境污染物数据,利用非合意产出DEA模型测算了其生态效率。然后,利用动态GMM模型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重污染企业生态效率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背景的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效率的差异性影响。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生态效率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总体生态效率仍然较低;其中,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生态效率显著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而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的生态效率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其次,总体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这是因为,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企业为减少污染排放而付出的环境成本会挤压利润,但由于重污染企业的特殊性,总体上对经济效益的负向作用大于对环境效益的正向作用,生态效率因此呈下降趋势。在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环保成本的增加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均产生正向影响,因此生态效率呈上升趋势。此外,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分区域、分所有制的回归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比中西部地区更大,民营企业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比国有企业更大,但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效率仍然呈“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