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合”一词最先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语言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社会科学领域,但其基本含义保留了下来。所谓杂合,就是指由于两方或多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一方。这个新的一方既有原来各方的一些特点,又有自身显著的独特性,具有母体不可比拟的优点。在文学翻译领域,杂合现象也颇为引人注目。由于源语和译入语在语言、文化、文学方面的差异和特点,翻译时两种语言在碰撞和交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杂合,译文因此成为十足的杂合体。无论译者如何努力,无法摆脱源语语言、文化的种种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体现在译文中,形成杂合现象。以往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往往囿于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可译与不可译等诸多矛盾论争,而翻译的杂合研究则超越以上各种二元对立的矛盾。翻译研究者认为所有译文都是杂合体,只是杂合度有高低差别而已。翻译杂合有利于优化和超越目的语文化系统,有效颠覆文化霸权。杂合是一种普遍的翻译现象,也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崭新命题。据笔者了解,至今尚无人同时从文化、文学和语言三个角度来研究汉译作品中的杂合现象。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对比研究《哈姆雷特》的朱生豪译本和卞之琳译本(兼有方平译本作为参照)中的杂合现象,重点关注这两个译本杂合度的演进,进而得出结论。由于这两个译本的时间跨度较大,卞译本的杂合度整体上明显高于朱译本,更充分地反映了莎剧的风格、涵义和异国情调;同时,对于朱译本在语言层面过度欧化的地方,卞译本的杂合度则有所降低,更适应汉语的语法规范,更容易为译文读者所接受。这也印证了一个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启示的观点——翻译杂合应坚持适度原则。此外,从杂合视角考察卞译本和方译本较之朱译本所取得的进步,也为经典作品重译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