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44年入关建立全国性统治，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百年的统一斗争，到乾隆中期，清统治者最终完成了祖国统一，奠定了疆域版图，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交流、影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以满族统治阶级为核心，实行满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清朝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民族特点，其文化举措也颇具民族特色。而官修民族文字文献活动，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清(一)代由官府组织的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活动，与清代官方修书活动相辅相成，是清代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诸多文献的编纂过程当中，除沿袭历代王朝修书的惯例使用汉民族语言文字之外，清统治者还特别下令使用满文以及其他多种民族文字编纂、编译文献典籍，从而使清代官方修书事业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并由此而产生了众多的民族文字文献。　　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清统治者通过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来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持并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自身特色。与此同时，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控制，清统治者对边疆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乃至风俗习惯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在文献编纂活动中重视采用多种民族文字，编纂出了数量众多的民族文字文献。可以说，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活动，不仅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还空前的密切了与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团结，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所产生的民族文字文献数量之多，超过了历代所有封建王朝，在中国文献编纂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些为数众多的民族文字文献，不仅为研究清代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状况提供了详实的文献资料，而且对满族史，蒙族史等边疆各民族史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清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民族文字文献依据。另一方面，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大量存在，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文字文献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广阔空间，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纠正汉文文献有关记载的疏误，并补充其不足之处。因此，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清史、民族史乃至文献学史的研究来说，决不可无视或忽略这些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存在及其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这些民族文字文献的绝大部分都未得到整理出版，相关研究也处于比较滞后甚至是空白的状态。因此，笔者以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初步的探索性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演变和衰落的过程，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编译活动也遵循了这个规律。从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发展脉络来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满文的创制到清军入关前后，是清朝官修民族文字文献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满文的创制，为满文文献的产生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字工具。其后，在统一战争中，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满族统治者采取编译汉文文献的方式，以借鉴汉文化和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统治经验以及军事策略。因此，《六韬三略》《武经》《大明会典》等文献的满译，就构成了最初的满文文献。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和满文的逐渐成熟，以本民族的文字编纂文献成为可能。崇德元年产生了清朝官方以多种民族文字编纂的重要文献——《太祖太后实录》，即第一部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编纂的皇帝《实录》，自此开创了清朝历史上以多种民族文字编纂同一种文献的范例。清入关后，从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所面临的新的局势出发，陆续编纂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字文献，如满文《大清律例集解附例》等，官修民族文献编纂事业得到初步发展。　　第二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清朝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编译活动迅速展开和持续发展的重要阶段。康熙帝十分注重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培养通晓满汉语言文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官员和人才，为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编译做了人力方面的准备。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康熙中期以后，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编译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如《大清会典》、《御制清文鉴》、《御制满蒙清文鉴》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就是在这一时期开编纂而成的。其中，《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少数民族文字进行编纂，具有开创性意义和影响。而《御制清文鉴》在满族文字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清朝官方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满文分类辞书，为其后的各种辞书和字典的编纂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编纂体例和经验。　　雍正帝大力倡导八旗满洲和蒙古人子弟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风俗习惯。在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方面，除对康熙朝以来的一些重要文献进行重修或改修以外，开始对八旗制度的产生发展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总结，从而产生了八旗制度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八旗通志初集》。该书以满汉两种文字编纂而成，并完好的保留至今，成为今人研究八旗制度的重要文献。　　康雍时期还对儒家经典和众多佛教文献进行了编译，由此而产生了众多的满汉合璧的儒家经典以及满文、蒙古文，乃至满、蒙、藏或满、蒙、汉、藏合璧的佛教文献，对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乾隆时期，是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编译活动的繁荣时期。乾隆时期正值清代盛世，清政权统治稳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朝廷的修书制度和修书机构也益趋完备。乾隆帝本人精通多种语言文字，汉文化造诣很深，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同时又对本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传统，乃至风俗习惯的重要性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针对八旗满洲、蒙古本民族语言文字水平日趋严重的退化现象，乾隆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八旗学校教育，强化八旗满洲、蒙古翻译科举考试制度，严厉惩处那些丧失本民族语言文字能力的朝廷官员和封疆大吏，等等。而在大规模的官方修书活动中，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编译活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了大量民族文字文献，其数量在清代各朝中名列前茅。并且，除了单体文献以外，其合璧文献的编纂文种也空前绝后，达到六种文字，即满、蒙、汉、藏、回、托忒字等六种文字。　　乾隆三十八年起，拉开了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整理活动的序幕，即纂修《四库全书》。清初以来产生的民族文字文献也得以整理重新编纂、编译，使其与整个清朝官方修书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不少民族文字文献是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当中产生的，其中如《御制翻译五经四书》等满汉合璧文献和《钦定西域同文志》等多种文字合璧的文献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　　第四阶段:嘉道至清末时期，是官方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编译活动的衰落时期。嘉庆即位后，清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潜在的问题逐渐暴露起来，阶级矛盾激化引起农民的反抗斗争，如白莲教起义等。社会经济发展趋于滞缓，国家财政日趋衰竭，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越发严重，长达百余年的康乾盛世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强盛而趋于衰落了。随着这一系列的变化，嘉庆朝开始，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编译活动，也同样呈现出减弱趋势。另一方面，八旗满洲、蒙古人子弟本民族语言文字水平的退化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许多人已经完全不会说民族语言，更谈不上民族文字的运用。与此相反，旗人中则涌现出如松筠、塞尚阿以及庆桂等汉文化水平很高的蒙古族、满族官员和知识分子，反映出满汉文化日益融合，特别是八旗满洲、蒙古汉化的趋势。　　道光二十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社会逐渐转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内忧外患，统治者已无力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更无暇顾及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活动，虽也进行了一些文献的编纂活动，但在规模和数量上远不及康雍乾时期，而最终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但是西方列强的侵入也唤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从而促使清廷了解西方文化和世界。其中措施之一就是，设立翻译或培养外交人才的机构，并翻译西方文献，加速中国了解世界的步伐。这是清朝文献编纂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在理清有清一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产生、发展、演变、衰落的同时，笔者还对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总体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主要涉及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分类、种类、数量、产生途径和方法等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民族文字文献还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因此，笔者介绍了现在所采用的几种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采用的分类方法和原由，即四部分类法。同时，笔者还按照四部分类法，对所搜集到的清代民族文字文献进行了分类，并做出了分类目录。　　最后是本文结论，对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事业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及其文献价值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