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在美中关系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抗战时期的那一段更可称得上是重中之重,因为它深深地影响了日后美中关系,甚至是整个国际局势的走势。而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美国对华援助作为一个“支点”,基本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援助不仅仅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根本的缘由是出于其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那么日本、苏联两大国在美国对华援助的过程中,就成为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因素。美国、日本、苏联三国在中国以及远东的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在美国对华采取一系列援助措施的过程中,日、苏两国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成了美中关系中绕不开的因素,对此必须加以考虑和重视。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援华政策经历了从中立观望到有限援华这么一个过程。由于日美之间的巨大利益关系,在中国全面抗战伊始,美国只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国民政府提出的援助要求也“视若无睹”。但是随着日本侵略政策的转变,由“北进”转而“南进”,将矛头直指美(英)的利益所在地——南太平洋、东南亚地区。这让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由当初的纵容日本侵华转为有限援华,希望此举能遏制住日本的侵略势头。这一时期内,美日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美援华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起到了次要作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对美取得战略上的优势。美英确定的“先欧后亚”战略,将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亚洲次之。这客观上奠定了美英的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即美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欧洲,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必然抽不出更多的精力,只能采取守势,维持住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线。而中国就是这一战略防御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因此在军事上的意义可想而知。美国要想稳住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必然要加强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迅速地同中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关系。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转折点。美国此时的的对华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保证国民政府对日进行有效地共同作战；二是在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和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承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与苏、英、美西方三大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显而易见,美国要把中国抬上大国的宝座。美国此举的目的也很明确：首先,从战时来看,支持中国成为大国有助于对日作战。美国可以通过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来增强中美之间的团结,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特别是1943年底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这一举措。中国战场的军事地位也是“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考量的重要因素。另外,也将更加方便对中国进行援助活动。其次,从战后来看,让中国成为大国有助于美国在战后远东地区抗衡和制约苏联。这时战争结局基本已定,日本必将战败,英法也因战争而元气大伤,他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也将随之消之殆尽。这样在远东地区必然会出现真空地带。而让中国填补这一真空地带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美国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就是为了将来“成为抵消苏联的有用的平衡力量”。战争末期,苏联在二战中军事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美国整体的实力也更进一步。美苏都认识到战后的世界局势将由他们两巨头操纵。在战争结束前后,美苏两国一致认为合作要比竞争更加重要,对两国的发展也将更加有利。美国一方面希望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最后一战,这样可以减少自己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损失。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害怕苏联借此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美国还担心苏联会利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大做文章”。苏联方面则希望彻底击败日本,稳固和扩大自己在远东和东北亚地区的利益。此外,苏联对中国的兴趣也由来已久。因此美苏两国便达成了双方利益互惠的《雅尔塔协定》。随着战争结束时间的日益临近,美苏的战时同盟关系也开始松动。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美国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无法改变苏联在远东局势中的有利地位。美国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已经腐朽透顶”的蒋介石身上。美国一边准备在战后援助国民党政府,以进一步增强国民政府的实力。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共产党能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一个亲美的统一的中国,从而让这样的一个亲美的中国在远东地区来制衡苏联。不过,美国将宝完全压在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政府”身上,结果可想而知——“美国失去了中国”,其扶蒋反共政策最终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