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自建国以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毋庸置疑重视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实让我国经济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但与此同时我国环境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森林面积减少,土地荒漠化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负面效应,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下,回顾经济发展历程,我们需要停下脚步,细细考量经济发展的走向,转变经济发展思路。习主席曾表示“既要青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与今年《民法典》提出的“绿色原则”不谋而合。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要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绿色投资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就要加大绿色投资的力度,提高企业的绿色投资意识。然而,现如今,地方政府的考核体制以GDP为导向,这就“激励”各地方政府纷纷进行“GDP军备竞赛”,不遗余力的提高当地的经济,而对环境的治理与保护置若罔闻。另外,地方政府是制定环境标准的带头人,而不同的环境规制标准会对绿色投资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研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如何影响绿色投资行为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绿色投资的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理论,选取2003-2016年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30个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处理分析,并引入环境规制作为中介变量,IFDI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和IFDI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通过动态GMM方法构建并验证直接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得出以下结论:（1）地方政府竞争负向影响了绿色投资,由于财政分权以及各地政府抱有“后人治理”的心理预期,会将大部分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环境预防等方面的投资较少。（2）地方政府竞争负向影响了环境规制,各地政府为了GDP考核,形成恶性竞争,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比如环境税,排污费等,一味地吸引落后产能和外资,以求提高该地区的经济发展。（3）地方政府竞争通过降低环境规制从而抑制了本地区的绿色投资。（4）IFDI负向调节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投资的影响。IFDI作为直接增加GDP的手段,地方政府在引入外资过程中,相互竞争,通过给予更多的排污标准来吸引资本流入本地区,从而抑制了本地区的绿色投资数量,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多少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投资的效果。（5）IFDI正向调节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给决策者完善地方官员考核指标,引导高质量的地方竞争行为,加强环境质量的改善,促进绿色投资提供一个新的思路。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大多数对于绿色投资的研究是从环境规制角度研究对绿色投资的直接效应,作用路径比较单一,而且数据基本是从企业层面来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少。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方地方政府角度作为切入点,将环境规制作为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投资之间的中介变量,并引入IFDI作为调节变量,证明了地方政府竞争在引入外资时对绿色投资产生的不同影响,丰富了研究内容与形式。另外,本文以财政分权理论,绿色投资理论以及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来探讨影响绿色投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拓宽了研究视角。但是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比较单一,没有区分行业或地区异质性,由于数据难以获得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2）本文所用的环境规制是从整体的维度来考虑的,因此未对环境规制进行细分,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影响,可能缺少一定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