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都洛阳是东汉文学创作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对东汉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对京都洛阳与东汉文学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通过对东汉文学地域走向的研究，揭示洛阳在文学地理空间转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文学家籍贯的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东汉前期，文学家主要分布在以三辅为中心的关中区域，而东汉中后期则主要是以南阳、沛国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文学家分布的地理空间的转移，主要原因是洛阳代替长安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不管是从静态的地理分布还是动态的文学活动中心上看，洛阳对东汉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东汉初年，从符命与人事的角度，文人对东汉政权普遍采取认同态度，他们从各地云会京师，为东汉文化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士人对东汉王朝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刘氏政权由衷地颂扬上，具有仁德内涵的洛阳形象也藉此成了文学书写的对象。　　三、郎官是东汉仕进中的一个重要职位，许多文人都有郎官的经历，他们在郎官之任上广泛地参与了当时的学术活动与文学创作，修撰历史，校定图书以及应诏作赋、颂美汉室是这些身为郎官的才学之士在京城的主要活动。文人郎官的社会身份对东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幕府是东汉文人在京城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东汉幕府多置于京城，具有军幕和公府的双重性质。东汉文人入幕是一较为常见的现象。东汉末期，幕府转变成了霸府，地点也由洛阳转向了邺下等地，客观上促使了东汉文学地理空间由洛阳向邺下的转移。对于入幕文人来说，缺少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限制，文学创作也由依经立义转向了自骋其词。　　五、党锢之祸与鸿都门学以诗赋取士的论争虽是东汉后期发生在洛阳的两起政治事件，但却折射了文学在东汉后期的发展状况。汉代文章具有强烈的事功特征，强调行为目的的表达。党锢事件中，士人在表达自我政见时对行为的热衷和对文章的抛弃以及士人对鸿都门学以诗赋取士的批评都表明了文章写作与行为目的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末年文章创作的娱乐化倾向和去讽谏性。　　本文通过选取东汉时期文人在洛阳活动的几个侧面，深入研究作为文化中心的都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试图为东汉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