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民间信仰在中国历史的现代情境中，被当作虚妄、蒙昧的另一种同义语，与“封建”、“迷信”、“神权”等等被抛弃在时空序列中的陈旧之物联结在一起。反对“迷信”成为一种斩钉截铁的现代态度，日益坚固地化约在了所有中国人的知识、态度、思想以及行为当中。可以认为，对民间信仰领域持续不断的批判与改造几乎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一样艰巨而且漫长。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回到民间信仰作为“迷信”表达开始的地方，这中间还有许多的细节需要厘清。　　本文即是以“反对迷信”作为研究对象，希望借助一个具体的历史分析范畴——“反对迷信”——以及有关于此的文本、语境、实践以及社会反应来勾勒“现代”在中国兴起的历史细节。　　在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经历了急速的断裂与嬗变。“反迷信”运动将改造民间信仰整体性地纳入到了创建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及其社会展开过程。所以作为现代性的某种表征，反对迷信的历史获得了一种全局性的影响力。这中间，包括了许多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相关的历史细节。比如“反迷信”的论述策略是如何使得民间信仰作为国家灾难和旧秩序的双重象征而进入到论说者的话语体系中的？而这种论述又是怎样依据于理性主义的启蒙策略与构建新道德的交互辩证而实践对民众日常世界的重构的？在“迷信”成为自明的被改造对象过程中，作为一种历史与传统的保留者，民间信仰又是如何在其自身的逻辑中反观或者对应这种被论说、被改造的命运的？从话语到实践，从论说主体到被改造主体，再到反观与抗争，如果把这一充满了分裂与隐喻的历史看作不绝如缕的一种历史形态的绵延，则应当理解它的发生以及不断形塑乃至最终成为“自明”，在这一切得以发生的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然而破除迷信作为一种启蒙形态，并非现代性的独创。从传统时代的淫祀批判，到现代国家的反迷信话语，对民间信仰仪式的申斥与改造可以视为精英主义对于民众世界论述与改造传统的绵延。统治阶级或者说精英传统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把自己的价值与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莉益，这几乎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大传统”对于“小传统”的塑造过程。精英传统、帝国秩序在此过程中不断确认其自身的合法性，并且为其统治创造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这是迷信批判兴盛以前，正统论和精英主义主导下上层统治对于民众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一贯做法。　　进入现代中国反迷信运动的历史现场，理解反对迷信何以成为构建现代中国的同义语，首先必须清楚——何为“迷信”？据本文的考证，“迷信”一词，并不在传统汉语词汇体系里熟见，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才由日语转译而来。“迷信”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世纪之交开始流行于中国本土的语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政治与社会急遽变革的背景。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创生的年代，在此数十年间，缔造新民并以之作为构建新国家之基柢的启蒙主义成为那一时代最为风行且引发过最广泛讨论的命题。现代中国的改革者曾呼吁，不仅应当建立新型国家，还应当创造新民。这不仅需要组建机构以便产生一个能够与统一的国家相匹配的稳固的社会实体，同时也需要在大众中间进行伦理宣传，以便塑造个体公民。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界开始大量使用“迷信”一词，用以指陈对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行为的批判，反对“迷信”、改造民众的信仰世界从而彻底变革其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反迷信”运动便是此期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　　当“反迷信”旗帜在中国的现代化计划中被不断高扬的时候，民间宗教作为非理性的、愚昧的表征出现在清末以降形形色色的启蒙叙事中。在现代中国兴起的历史语境下，对一切与过往世界相关的、与缔造新国家相悖事象的批判，均可以构成一种新的叙述结构，服务于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这一概论在清末民初的整体历史中，大致无可怀疑。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将启蒙话语同民族国家、救亡图存联结在一起的线性进化的历史。但是，如果将问题深入下去，“反迷信”作为一种同一性的态度，在它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论述场景中，并不具有统一的内涵。从帝国政府到新兴民族国家，从维新主义者到革命者，他们在一致批判民间信仰仪式的前提下陈述各自的启蒙理想。对民众信仰世界虚妄、愚昧的批判是反迷信叙事共享的理论前提。可以认为，反对迷信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成为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者共同使用的某种批判工具。因此，在这一具有统一表象的启蒙主题外表下，不同论者对于“迷信”范畴的定义及其理解方式有极为明显的差异。“迷信”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实体性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断裂与差异。在反对迷信的同一性态度底下，还有启蒙主义在不同层次、不同立场叙事场景中的复杂呈现。　　如果将“反对迷信”视为一个现代性问题，那么这其中包括了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是作为叙事策略或者称之为话语形态的反对迷信;一是将作为知识氛围的反对迷信推行于实践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纠缠在一起，使得“反迷信”运动成为了现代中国兴起并在不断变化中为自身创造合法性以及控制权力的历史缩影。　　权力实体对于反迷信话语的制度实践包括了许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社会展开方式。比如庙产兴学运动即为20世纪初年反迷信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启蒙主题与实践的联结，现代国家将反对迷信的知识氛围转化为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庙产兴学在形式上反映的是现代化建制对信仰空间的征用，而在历史的深处，具体的情境和组合方式则极为多样。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资源被一一动员;改造者与被改造对象之间的矛盾、博弈与相互妥协的过程展现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现场。这些情境和细节也让人们看到，现代化建制在启蒙的名义下实践对信仰空间的征用，而这中间的利益侵夺、权势转移同样重要。此外，在现代改造的早期，自上而下的权力建构与被改造世界的抵抗与复归其实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　　另外，经过20世纪初年启蒙主义的洗礼，反对迷信日渐从一种表达性的叙事策略演变为政治实践和社会展开的过程。国民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反迷信法规，为“迷信”了厘订标准并为反迷信实践确立了合法性与实施规范。信仰空间内部合法与非法的界分昭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国家政权也试图借助这一新的动员方式重构社会秩序。在一种实践的场景中观察作为国家建构和现代制度而展开的反迷信运动，它具有政治建构和社会重建的双重意义。当国家权力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现代政治确立过程中的表达与实践、政治目标与社会环境之间发生了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同一时期乡村改革派对民众信仰世界的改造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科学与愚昧的对决，而更像是从解决其现实生活困境的扶持行动。对这些类型各异的反迷信实践的考察将表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甚嚣尘上的“反对迷信”，可能更多应当看作是民族主义者竭力制造的一种舆论导向。在许多实践的场合，反迷信运动并没有将信仰空间置于同现代性的文明追求绝然对立的语境中执行。民族国家以摧毁旧秩序为目标的反迷信运动只是为现代化的叙述策略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语境，其实践过程却远不如态度那样的决绝。　　在反对迷信的现代氛围中，民众信仰空间的变迁轨迹同样值得深究。信仰、仪式作为延续于传统时代的宇宙观念，植根于乡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面临申斥与改造的现代命运，这种乡民传统以各种方式化约了来自于上层文化的强迫力，依托其自足逻辑生存下去。城市场景中的仪式变迁是与乡村及城镇社区信仰空间所不同的变迁类型，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助于厘清在不同空间场景，信仰仪式与现代制度整合程度的差异。庙宇作为传统时代民众生活中的公共空间，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发生了功能的转移，而不是功能的置换。民众信仰空间的多重叠合功能，使其现代改造并不表现为一种“传统—现代”绝然对立的线性进程。在地方性状态下，正统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交互而行，信仰空间依存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在现代改造中强固地延续着。从不同的地点进入历史现场，会发现“事实”存在着丰富多彩的面相，从许多方面来讲，正是这些各异的存在证明了变迁时代的确曾发生。　　本文所要描述或曰“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个在更广泛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背景下的“反迷信”运动。通过讲述话语与实践、绵延与断裂、博弈与妥协这样一些互动场景中的复杂故事，透析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将“反对迷信”作为现代中国兴起的历史缩影，它既申斥并改造传统，又接续传统而来;权力主导者规训并统制民众世界，而被统治者又以其自身的生存逻辑回应来自于上层的力量。这些过程交互在一起，才构成了一种多重叠合的历史现场。因此，本文对于反迷信问题的关注，并非意在为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任何更新的视角，而只是希望回到历史本身。在对过程与细节的梳理中，揭示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