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传统复归”的社会思潮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政策背景下,传统文化复兴及其儒学建设,已经成为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特征的社会行动与文化景观。这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分歧与论争,社会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及其不同实践取向,以及儒学复兴中的“制度性焦虑”和“神圣性危机”。上述特征彼此交错且关联密切,形成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学问题。儒学复兴的社会行动包括观念认知、仪式表达、社会行动、制度安排、神圣建构等一整套形成机制。儒学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一是儒学建设方式的共存和变迁,二是多元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参与主体构成了儒学建设的“仪式行动者”,并经由各自的儒学建设方式及其“仪式化行动”,构成了儒学复兴不同的行动逻辑,以及相应的神圣性的生成机制。本文通过在“山东‘鲁城’”进行的田野调查,围绕当地开展的儒学建设进行研究。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共同构成了儒学复兴的主要行动者,并从不同行动路径展开其儒学建设行动。地方百姓虽不直接参与儒学建设,也关系到儒学建设的兴衰。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呈现、梳理与比较,讨论了当地儒学复兴的行动逻辑,以及仪式构成神圣的社会生成机制。本文在研究视角上,借助结构化理论,选取“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将儒学复兴视为一个场域乃至行动系统。文章主要回应:儒学复兴的行动逻辑（仪式行动者怎样进行儒学复兴）,结构与行动的互动特征（制度结构如何影响儒学复兴）,以及儒学建设中的机会结构（谁能有资格参与儒学复兴）。总体来看,地方政府以行政指令开展其儒学建设,将其视为一种周期性、操演为主的仪式方式,具有运动式治理的一般特征,其神圣生成机制在于儒学的再政治化。社会组织以国学社会工作服务开展其儒学建设,将其视为社区公共活动的共享平台,其神圣生成机制在于将以儒学为底色的“中国式环保理念”构造成为社区成员共同认可的公共价值观念。商业机构以儒学传统教育开展其儒学建设,将其视为复归传统的实现手段,神圣性生成机制在于儒学经典作为“传统”的神圣价值,以及其中的儒学仪式行动者的自我神圣化。神圣性的再建设中,神圣性不一定来源于外界仪式行动的赋予。当前的仪式行动,也未必都能构成神圣。儒学复兴的不同行动逻辑,在各自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网络之中,已经隐含着相应的神圣化机制:国家行政运动以国家权力构成神圣,社会组织服务借助社区公共性产生神圣,儒学经典教育以树立道德楷模、建构自我圣化的方式建构神圣。综上,儒学复兴的行动逻辑及其神圣性的再建设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儒学复兴的社会行动与既有的社会制度安排及其结构关系的整合机制及其嵌入性的讨论。此即儒学建设社会化的社会学问题。因此,儒学及其传统文化建设,既有赖于自身的现代性转型,也面临与既有社会制度结构的嵌入机制,以及“总体性神圣格局”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