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围绕“经学”与“文学”两大命题,展开了无数次讨论。但直接涉及《诗》学研究对诗学发展变革之影响的却并不多见。然而无论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还是从诗学研究的角度,都避不开二者紧密关联的事实。故本文以唐代《诗》学研究与诗学变革为考察对象,对此论题作一探讨。以历史进程为轴,全文按四部分展开论述,初、盛唐时,以《毛诗正义》为代表,此时《诗》学研究最典型的特征是对汉代“兴喻”说《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兴喻”说《诗》旨在阐述《诗》中鸟兽、草木、虫鱼的喻示意义,是汉代经学家为了挖掘《诗》关涉人伦道德的政教意义,而特别标出的一种解经方式。此解经方式是以“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正义》继承发扬“兴喻”说诗,正是出于对此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兴喻”说《诗》的基础上,《正义》提出了“兴必取象”与“诗缘政作”两大命题,前者直接启发了殷璠“兴象”论的提出,构筑了唐诗(尤其盛唐诗)格高调远的精神气质,对明清诗歌美学的建设也有重要作用；后者“诗缘政作”,乃是继“诗言志”、“诗缘情”后,诗学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三大诗学命题。其以“言志”论为基础,抛开诗歌与诗人情感的联系,直接宣称诗歌要以政教为主要内容,为初唐诗学革新齐梁绮靡诗风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之后唐代诗歌发展的核心理论之一。中唐时,经安史之乱,劫后余生的唐王朝表达出欲重建儒学的意愿,鼓励了以施士匄为代表的文人儒士对经典的整理与再思考。施士匄说《诗》,从“情理”出发,敢于否定毛、郑旧说,开启了从“兴喻”转向“情理”的说《诗》路径。这是中唐《诗》学变奏的第一个声音。继施士匄之后,韩愈一出即要颠覆“子夏作《序》”,将汉唐以来一直奉为圭皋的“子夏作”拉下神坛,如此,《诗序》的权威地位开始动摇,建立其上的“政教说”也开始受到质疑,这可以说是《诗经》汉学走向《诗经》宋学最重要的转捩点,宋代《诗》学正是根据韩愈的“子夏不序《诗》”,形成了“守序”与“反序”两大对立的《诗》学阵营,宋代《诗》学的整体格局便由此确立。然就唐代的《诗》学主流而言,这些变奏动向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在当时形成更大的反响。此时《诗》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坚守着汉代“政教说”的传统。即如,学者们针对科举考试偏重“诗赋”以致于诗风绮靡的弊端,提出要回到《诗经》,致使“诗教说”再次兴起；又如权德舆《明经策问》对《毛诗》的考察,务在强调《诗经》结集、编排、命篇中的微言大义,也是出于对“诗教说”的重视；再者,白居易在《策林》中大谈“讽谕教化”,并创作了大量“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这都是中唐《诗》学延续传统《诗》学的说明,因此,中唐《诗》学基本上仍以坚持传统为主。至晚唐,时世乱离、政局板荡,此时诗学理论不再像中唐那样高蹈政教,而是转向对“人情”的关注。此时产生了大量“诗格”、“诗式”类著作,呈现出要解构传统诗学“政教”意味的发展趋势。如“诗格”对“六义”的重新定义,使“六义”成为诗歌创作中的六种技法,务在涤除附加其上的政教意义；又如以“人情”来阐释“比兴”,表明晚唐诗学对“人情”的青睐。以上表明,此时诗学谱系已由《诗》转轨入《骚》,这正契合了在无可救药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文人儒士的创作心理。如晚唐前期,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主张“反道缘情”的创作观念；后期,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祖述“诗教”,实尚“楚骚”,整个晚唐文学的发展特征是,在儒家传统观念的遮掩下,宣扬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这便印证了晚唐诗学谱系“由《诗》入《骚》”的事实。籍以上论述,表明唐代《诗》学由继承汉代“兴喻”说《诗》的传统,走向以“情理”说《诗》,《诗》学研究经历了从“礼”到“理”的变奏,直接启发了宋代《诗》学的形成。与之相关,唐代诗学则表现出由《诗》入《骚》的转轨迹象,晚唐时诗学理论不再强调政教,而是关注人情,正是出于对“楚骚”的崇尚。由此,我们认为《诗经》研究应跨出“经学”与“文学”非黑即白的论争,《诗》作为“诗”也作为“经”,在诗学的发展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诗学发展也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二者紧密相关,是《诗》学研究与诗学研究都不应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