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能否迅速有效的完成对农村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关系到新生的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和持久。以开展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是中国共产党多年历史经验的积累。解放初,发生在新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即是这一方式的再次运用。本文作者以国家——农村社会的互动为视角,以1949～1950年沪郊农村的减租运动为研究对象,对农村社会中的农民、地主、农村干部的行为作具体的考察和分析。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面对减租运动,沪郊农村的农民、地主和农村干部分别做出怎样的行为反应,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9～1950年沪郊农村减租运动对于国家政权和农村社会具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论文认为,解放初,国家通过比较“温和”的“减租政策”,以及各种干预手段,旨在初步动员民众,巩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造成新区农村社会阶级关系和各阶级地位的变化,为日后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面对国家的整合和控制,农村社会中的农民、地主和农村干部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和对政策的理解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经历一系列的碰撞、互动和博弈,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的调适自身角色,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除前言和结语外,论文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宏观上叙述1949～1950年沪郊农村减租运动的缘起和过程。解放初在新区农村开展的减租运动不仅前承国民党领导的“二五减租”和共产党领导的“减租减息”,而且与紧随其后的土地改革密切相连;不仅具有经济问题的特性,而且融入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內涵。从1949年8月提出减租到1950年12月土地改革正式开始,沪郊农村减租运动共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根据当地的土地收获季节和政府对减租运动的部署、总结,以及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秋收后减租运动、1950年夏收后减租运动、1950年秋收后减租运动。第二章着重考察和分析农民在减租运动中的行为。解放初,沪郊农民并没有对减租的迫切要求,这有其物质生活环境和传统观念上的原因。这些原因又进一步影响了减租运动开展过程中的农民行为,其中,以怯懦消极的行为表现为主。在基层政权组织的引导和干预下,部分农民政治觉悟提高,减租积极性增强,出现了从怯懦消极到敢于减租、主动减租和团结减租的变化。第三章着重考察和分析地主在减租运动中的行为。面对减租要求,除了一些地主能够顺应时势主动减租,甚至不收租,或者经过简单教育后服从减租,还有一些地主对减租运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运用各种方式破坏减租运动的开展。减租“讲理”大会结合反霸斗争,经过组织者的精心准备,地主作为被斗争的一方,表现得软弱顺从。待《惩治不法地主条例》颁布后,抵制减租的地主将接受更为严厉的惩治。第四章着重考察和分析农村干部在减租运动中的行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农村工作和沪郊农村的特殊环境,农村干部在组织和领导减租工作时,需要平衡各种利益和处理各种关系,主要表现在动员民众和区别对待不同的土地出租者两方面。其具体行为既有可称道的成功经验,但也出现了忽视减租和政策执行偏差的缺陷。但是,不管怎样,在这场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